袈裟

悉达多王子向父亲透露想离家修行的念头后，净饭王千方百计希望消除他这个想法，找了一群最美丽的宫女、最优秀的乐师，日夜不离的跟着他，演奏最美妙的音乐，跳最好看最诱人的歌舞，生怕这个独子不耽于逸乐。

一个清夜，郁郁寡欢的王子醒来，掀开床帐，在月光下看见困倦至极烂睡在地上的宫女们，横七竖八，满头乱发，衣不蔽体，脸上脂粉斑驳脱落，有些在讲梦话，有些张着嘴流口水，还有如雷的鼾声阵阵。白日里或优雅或艳丽的姿容，或温婉或柔媚的笑声，荡然无存，日夜一对照，不由得一阵心惊，原来光天化日下人间所见尽是虚假的东西！

王子更坚定离家修行的意志，放下美丽的妻子和幼儿，抛开继承王位的机会。十几年间，他遍访各处传闻中的隐士高人，学习各种修行法，都不能找到自己对生命离苦解脱的满意答案。直到因缘际会，才在大菩提树下证成释迦牟尼。

许多宗教都有教人解除烦恼的方法，因为宗教都肯定生命的苦和缺陷，而作为心灵的抚慰药方，宗教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但是作为一种信仰，宗教没有世俗法律那样的约束力，于是对广大信众来说，能对未知世界做出解说的，就取得一定的公信力。因此，历史上借宗教之名逞人性黑暗面的事，罄竹难书。难怪马克思要把宗教打成是人民的鸦片，让你上瘾，让你昏沉沉，让你离不开它。

哲学因人的好奇而萌发，宗教则因人的恐惧而开始，宗教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一样长。随着世界一体化，人类知识空前普及，科技与商业称霸，有人开始担心宗教和人文知识一样会走向衰微。

但是有一项功能至少是宗教强过任何形式团体的，那就是凝聚力。因此，如果宗教团体也来个与时并进，向当前世界主要的问题采取行动主动关心，相信可以在短时间内见效。例如鼓励信众实行环保、缩小贫富差距、救灾等等。

慈济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其实已经超越“宗教团体”的身份，而成为跨地域的慈善组织，而慈善本来就是许多宗教团体的“本业”之一，也是扩大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不过，慈善的推行必须能像超级富豪比尔盖茨捐出家当成立基金会，或者像“穷人银行”创办人尤努斯那样，是从对人类的苦难和不平等怀着不忍之心出发，奉献的精义在此，而不在数目，没有几人可以跟比尔盖茨相比。这一点，慈善团体与宗教团体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从事善行不是出于这样有意识的动机，那很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是泛滥的同情，基于一时的情绪而施舍，最常见于大众的本能反应，但也最容易被利用或转移，这就是为什么筹款要靠激情表演，而且要常常重复这种表演；二是计算后的举止，典型的例子就是企业或个人为扣税、名声、钱财或社会地位而捐助。这两种情况的行善都不容易持续而稳定。如果一个社会富人越来越多，奉献行为却没有相应增加，就很值得检讨了。

慈善工作和宗教工作有若干同一性，如果从事者频频要以“工酬相等”的心态计较待遇的得失，最好是趁市道好的时候，找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不过如果社会风气是把筹款能力与善心划上等号，然后再等同于薪金水平，也就很难责怪一些人要把“开慈善机构”当作创业目标，进而当作自己的“生意”了。

本末倒置的现象不仅在慈善志业。释迦牟尼在菩提伽耶以苦行方式修炼六年不果，精疲力竭，决定改变方向，到河里洗掉厚厚的污垢，上岸后得到牧羊女奉献的乳糜，稍稍恢复精力，改在大菩提树下打坐静思，终于大彻大悟。这个打坐的小块地方，甚至整个菩提伽耶，如今都成了旅游胜地，两千年来毁了又建，建了又毁，始终游人不断，现代更是络绎不绝。

在盛行“XX也是一门好生意”说法的时代，释迦牟尼的修行难道是因为预见了旅游业的发达吗？推广文化历史，鼓励创意，如果不是为了增长智慧，而是只想着做生意，必然要出现荒腔走板的局面。把既有的元素扫除，却又用“规划”“安排”的方式另起炉灶，听起来是生意经，其实很可能只能换来游人暧昧的一笑。

佛教以袈裟作为圣贤的标志，以小片布缝成一块块像田一样的方格，用的都是所谓坏的或偏的颜色而不是正色，袈裟的原义就是不正色或秽色，目的之一在提醒僧尼要能舍弃世间的美服。

全球化的时代被财经界认为世界是平的，但是对其他许多领域来说，这可能使原已不平的世界更加不平。披了袈裟或者戴了宗教的光环行善，努力抹平时代的缺陷，应该是宗教团体继续作为社会主流力量，继续受世人尊崇的必要方向。

如果理当觉悟者竟尔失足，他不是对不起世间法，世间法从来不是终极之律。宗教子弟，胸膛之内方寸之间的终极之律，才是决定自己是不是信者、值不值得追随的依据啊！袈裟褪去，是剩下赤条条不知如何安顿的五肢，还是照见五蕴皆空自度度人的喜乐？

（作者：陈迎竹 · 联合早报新闻编辑 · 2008-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