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February 19, 2018

会吠的公鸡、白红包和棺材照

除夕那天,一些报章刊登了一则全版贺年广告,图片是一只公鸡。

当时就很纳闷,鸡年将过,来年明明是狗年,怎是以一只“鸡”来向读者贺年?

再看清楚,那还是只会吠“旺!旺!”的公鸡,这可叫人看了真莫名其妙;摆乌龙也不会摆得那么大吧!

这则贺年广告是由哪个商家刊登的呢?或还是有人存心恶作剧?

看看右下角,赫然有个“1”字和贸消部的标识,原来这不是商家广告,而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广告。

以“鸡”代“狗”向华社贺年,指“鸡”为“狗”,难免让人猜测贸消部是为了避讳而出此下策,但公鸡居然也会“旺!旺!”叫,那也太荒谬了吧!

该则广告被网友在社媒疯传,纷纷谴责贸消部的举动。

在网络,凡事都容易被放大,那也不足为奇。贸消部也察觉此事非同小可,赶紧在大年初一发文告向华社道歉,说是“技术上的错误”。至于是何种“技术上的错误”,贸消部的文告没有说明。

知错能改,既然贸消部显示诚意,那也罢了。

原本这小小风波本就可以平息,却看到马华宗教局怪责在野党为“为了争取政治利益,不惜分裂国家的渲染祸首”。

老实说,本身并未看到有在野党“渲染”此课题,倒觉得,贸消部既已发文告道歉,此事原该告一段落,却有政党画蛇添足,这才是“渲染的祸首”。

马华为贸消部辩护,说“鸡吠”广告乃无心之失。

这我就不认同。总不成贸消部官员连“鸡”和“狗”的分别都看不出来吗?

如果今年“鸡狗”都分不清,我可以想象,明年到了猪年,会不会有更多集体的“无心之失”呢?

若说“无心之失”,我觉得国油今年的“白红包”的确是无心之失。

国油在其文告解释说,会以白色作为红包背景,灵感来自公司典藏的艺术画,画作象征新年新希望,却没想到因为背景颜色太浅,而被误会是白色。

这样的解释,我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在发现错误后,国油赶快推出新的“红色”红包,这点值得赞扬。

反之,贸消部只是道歉了事,并未将“鸡”图像改以“狗”的图像取代。

  说到动物图案,据说一些商场的新年布置刻意避免用狗图像,应景的新年12生肖T恤也少了猪和狗的图像。

或许商家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方面,大家是否敏感过度了?

如果大马邮政都可以发行有狗图像的狗年邮票,是不是我们自己顾虑太多了?

与其怪责在野党“大事渲染”此课题,马华不如谴责报案王阿都拉尼(Abdul Rani)在华人过年期间的搞怪图文。

此人上载了一张他站在棺材旁的照片,叫人民在佳节期间要注意安全,因为“华人过年的时候,有很多马来人死,包括溺死、意外死等等”。

他还叫人不要因为他的图文而胡思乱想呢。

这是什么逻辑?他是什么意思?华人新年就有马来人死?如此煽动性的言论,应该有人报案,指他居心不良。

马华指贸消部的“鸡吠”广告和国油红包乃无心之失,不知这位报案王的“棺材照”加上“华人过年马来人会死”的论调,也是无心之失呢?

Monday, February 12, 2018

有人在联土局失职滥权

财长首相一个月前宣布委任一家稽查公司针对联土局之KLVC发展计划进行法务稽查(forensic audit),为期一个月(请参阅《没有贪污滥权,只有管理不当》20180105)。

上周四(8日),首相署发布文告说,经过法务稽查后发现,“有人疏忽维护联土局的利益,且没有遵守采购程序”。

换句话说,就是有人在此事件上失职滥权。

财长首相同意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重新探讨联土局和Synergy Promenade所有发展上述计划的合约”。

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代表尤索夫、EPU总监聂阿兹曼、联土局总干事阿都甘尼、首相署副秘书长再纳和首相署公私合作单位总监阿末胡斯尼。

记得阿末胡斯尼是谁吗?他便是前第二财长。两年前,他因为难忍1MDB给他带来的压力辞职,由佐哈里接任(请看《胡斯尼辞官归故里》20160628)。

我以为他辞职后无官一身轻,没想到他悄悄在首相署当起了一个“公私合作单位”(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Unit,UKAS)的总监。这个单位,顾名思义,大概是政府和私人界的一个沟通桥梁吧!

察觉到财长首相的一个惯常做法吗?如之前说过的,就是喜欢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调查同样的课题,然后就不了了之。

本州的沙巴移民皇委会是这样,PKFZ和1MDB皆是如此。

除了首相署成立的咨询委员会,联土局也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进行“法律审查”,为期三个月,然后将调查结果提交给董事部作决定。

与其同时,警方也报告说,其调查报告已接近尾声,最迟可在下周末交给总检察署。

其实,警方之前已将一份报告交给总检察长,说等待后者的进一步指示,唯总检察长对报告不满意,说警方调查尚未完成(请看《公开委托书(PA)内容就能真相大白》20180202)。

另一方面,拉菲兹继续针对联土局的土地丑闻爆料。他说,虽然沙里尔/财长首相声称联土局已经取回16块土地的拥有权,事实上,这些土地依然在私人发展商的名下。

而且,他指出,其中一块土地还是在去年三月,也就是沙里尔已经当联土局主席的时候才转名给发展商的。

针对这点,其实之前我也有提过,土地局的转名手续是冗长和缓慢的,因此如果那16块土地至今未转回联土局名下,以及其中一块是在去年才转至发展商的,那也毫不稀奇(请看《联土局疑团未解》20180125)。

沙里尔在回应拉菲兹时也证实这点,说他上任后已向土地局申请冻结令(caveat)。

所以他和财长首相之前声称土地已转回联土局名下,是不正确的。

拉菲兹还有个惊人发现,那便是,被转名的土地不是16块,而是23或24块。他说稍后会揭露,为何这7或8块土地一直没有被提及。

当前主席伊沙被问及此事时,他好整以暇,说他现在已不在联土局,所以与他无关。

沙里尔已经说明将根据稽查结果对每一名牵涉协议交易的高低阶层人员一一展开调查,包括已离职或卸任者,也将通过法律管道追究责任。但伊沙气定神闲,根本没有在怕。

可见联土局土地舞弊案的内情真的不简单。

Friday, February 9, 2018

以后,谁还敢做好人?

还有多少人记得「养牛案」呢?若非拉菲兹因为此案被判罪,相信很多人已经淡忘了。

前天(7日),拉菲兹和前大众银行职员佐哈里因涉嫌泄露国家养牛公司(NFC)户口机密,抵触1989年银行金融公司法令(BAFIA),被判罪成坐牢30个月。

大家如果不记得「养牛案」的来龙去脉,可以参阅我的旧文(《「养牛计划」养足部长一家十年》20111212、《「养牛中心」买地未割名》20111219、《慕以丁解牛》20120119及《如何保护「养牛案」的吹哨人?》20120516等文)。

根據莎丽扎的丈夫莫哈末沙列供证时透露,是當時仍是副首相的納吉批准該養牛計劃,提供2.5亿元拨款(grant),并由當時是農業部長的慕以丁以及消費部長沙菲宜进行监督。

慕以丁和沙菲宜如今不约而同成了反对党,一个加入敦马的土团党,一个成立自己的民兴党。

长话短说,就是根据当年总稽查司报告,NFC管理不当,向政府贷款的2.5亿元被用在购买豪华公寓和其他用途、一家人支取高薪,及生产不达标等等。總之,借總稽查司報告的用詞:整個NFC計劃一塌糊涂(in a mess)。

拉菲兹跟进总稽查司报告,取得银行资料,陆续揭露NFC的不当行为,显示公款如何被挪用作私人用途等等,因而被莫哈末沙列提告。

拉菲兹和佐哈里两人是在BAFIA法令下被告,此法令已经在2013年7月1日由金融服务法令(FSA)和回教金融服务法令(IFSA)所取代,为什么拉菲兹两人还可以在已被废除的BAFIA法令下被控并判罪成呢?

唯一的解释,我想,便是因为BAFIA是在隔年才被废除。

拉菲兹曾就此事入禀法庭挑战BAFIA的合法性,却被驳回申请,指相关法令“违宪的说法根本就不存在也毫无基础”。

拉菲兹的律师共提出三项课题:

1)1989年BAFIA第87(2)条文让所有嫌犯“自证其罪”,做不利本身或可能使自己受到刑事检控的供词,是否已违反联邦宪法第5条赋予所有大马子民人士自由的权利。

2)根据2013年FSA第272(f)和第272(I)条文,或1948/67年诠释法令第30(1)条文,被告是否可继续在两年前(2013年)已被废除的相关法令下被提控。

3)1989年BAFIA第97(1)条文阐明,控方无须证明被告的犯罪意图,是否已抵触联邦宪法。

尤其是第二项,一个人是否仍可以在已被废除的法令条文下被控?法官似乎没有明确说明,只说不违宪。倒很想听听法律人士的看法。

拉菲兹是在2012年3月7日公开NFC的银行资料,同年8月1日被控上庭,BAFIA是在一年后,即2013年7月2日由FSA/IFSA法令取代并废除。既然如此,控方是不是应该修改控状,改在FSA法令下提控拉菲兹?

此外,国家在2010年通过了吹哨人保护法令(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在这法令下,“所有吹哨者都获得身份保密与法律免控权,同时豁免刑事与民事对付,免于受到任何相关人士的报复行动.......”。

但在「养牛案」,这项法令似乎派不上用场。以后,谁还敢当吹哨人?谁还敢做好人?

另外,如果你在今年的大选看到莎丽扎终于出来竞选,你不用感到意外,一点都不意外。

在这“爱国者诛、窃国者侯”的盗贼国里,有太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在发生,却还有人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还助纣为虐,甘之如饴。

如果你还说要投废票,那就让大伙儿一起沦亡,国家走向灭亡吧!

Thursday, February 8, 2018

英迪拉前夫和幼女从人间蒸发

英迪拉三名孩子改教案虽已有了裁决,但事情未有了结。

总警长弗兹虽然承诺遵守法院裁决,将逮捕英迪拉前夫里端并寻回现已九岁的女儿,但他补充,自2014年以来,警方从未停止搜寻他们的下落,只是一直找不到。

这就奇了,根据移民局资料,里端与其幼女既然没有出国,要找应该不会太难,除非两父女人间蒸发,不然怎会找不到?

里端没有工作吗?他的雇主不知他是警方要找的人吗?他的新妻他的邻居都不知道他是谁吗?他的幼女已经是上学的年龄,除非他不让她上学,学校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都是警方可以追查的线索。

警方找不到人,答案可能就在一个大马宗教司协会(Persatuan Ulama MalaysiaPUM)发布的文告里。

PUM在文告里危言耸听,说警方若继续追查里端和其幼女,恐怕会在国内引起穆斯林群体间的纠纷,继而发生暴力冲突事件。

PUM认为,既然英迪拉的子女已经改信回教,他们就不应该再次改教而信奉兴都教。

该协会希望国家元首介入,并针对改教事件给予忠告。

我在想,联邦法院既已根据宪法做出了裁决,PUM这番言论,有没有煽动和恐吓元素在内?警方是不是也要调查一下?

果然,针对PUM文告,总警长弗兹回应说我国是个法治国家,各造在评论此课题时应谨慎发言。

PUM一天之内就撤下了文告,不知是否因为总警长的警告。

与其同时,英迪拉已退而求其次,只要幼女回到她身边,不介意她继续保留其穆斯林身份,也不会干预或强迫她改信兴都教。

PUM主席Abdul Halim Abdul Kadir乘机质问:英迪拉不是回教徒,如何能照顾已是穆斯林的幼女?

PUM回应得太急了,也很得寸进尺。根据法院裁决,未成年只有九岁的幼女应该改回她原有的信仰,即兴都教,英迪拉不过提出一个假设,说如果女儿要保留其穆斯林身份,她也不介意,只要她回到她身边。PUM迫不及待地回应,那也真奇怪。

可以想像,一个妈妈只要见到从小就被父亲抱走的女儿的那种心情,原本她要求的是孩子改教无效,法院也给了她迟来的正义,但她现在连这也不要了,她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便是:只要女儿回来就好。

她的幼女在11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前夫抱走,对她应该完全没有印象。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她女儿本身愿不愿意,要不要回来和她一起,还是选择继续和父亲同住?

这些,可能也不是法院所能裁决得了的了。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428263/%E3%80%90%E6%89%93%E9%96%8B%E5%A4%A9%E7%AA%97%E3%80%91%E8%8B%B1%E8%BF%AA%E6%8B%89%E5%89%8D%E5%A4%AB%E5%92%8C%E5%B9%BC%E5%A5%B3%E5%BE%9E%E4%BA%BA%E9%96%93%E8%92%B8%E7%99%BC

Wednesday, February 7, 2018

领导是一种责任,不是特权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去年11月的时候,国行其中一位副总裁苏迪星(Dr. Sukhdave Singh)突然辞呈,由周清莲接任他的新闻(请看《国行副总裁职位大风吹》20171129)。

苏迪星任期原本明年4月才届满,但他选择提早退休,临走时,他给国行同事写了一封道别信,里边道出了他“非走不可”的理由,指责“国行未根据一些重要的专业标准做事”(certai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not being met),难免让我猜疑,指的是不是有关国行买地事件。

几天前,国行总裁莫哈末伊布拉欣透露,国行是在好几个月前就主动联络政府,要求将该22.5公顷的土地卖给国行,约在去年11-12月间终于有了结果,20亿交易价是依据市价,是arm's length deal(公平交易)(请看《问政府,别问国行》20180205)。

苏迪星是在11月28日辞职的,他指“国行没有根据专业标准做事”,指的是什么?鉴于时间上的巧合,大有可能指的就是国行向政府(财政部)买地事件。

我在前文就有提到,国行向政府买地,此举实不寻常,而且买地非做商业用途,而是办回教大学和研究院。

首先办回教学校理应是教育部和首相署JAKIM的责任,何以由国行负责?

既非做商业用途,为何以市价向政府购地?政府本来就有义务拨地做教育用途,或最多也只以象征式价钱转让。

如果1MDB当初都能以超低价格获得财政部拨地,几时轮到国行需以市价向政府买地?这个交易也太诡异了。

那么巧合,财政部/1MDB需还IPIC的第二笔6亿美元(25亿马币)债款在12月尾到期,第一笔债款拖欠了一个月才悉数缴清,但这次,财政部不止没有拖欠,还提早了10天缴款。

至于资金哪来?至今财政部都没有作出交代。

有没有可能,财政部就是运用国行这笔20亿缴付IPIC的部分欠款?

媒体问国行总裁,国行总裁却叫媒体问政府。

你认为政府谁会答这个疑问?没有人,除非财长首相或财政部秘书长伊万愿意解答。这场交易,也真的太鬼祟了。

说回当时选择辞职以抗议国行“做事不专业”的副总裁苏迪星。

刚才提到他临走时给国行同事写了一封道别信,他语重心长写道:

“如果你坐在一个领导的位子,要提醒自己,重复地提醒自己,领导他人是一种责任,不是一种特权。”他指的是什么?

跟着他说:“最能看透一个人的性情,是当他大权在握时如何对待身边的人。领导从来不是以剥夺下属表现来彰显自己,不是用欺压来发挥自己。请尊重你自己,也尊重那些替你做事的人。”这一段,我觉得他好像是指前年当上国行总裁的伊布拉欣。

潘俭伟直斥国行总裁宣称以20亿向政府买地是公平交易,简直是在愚弄人民(fools no one),说政府机构很少以市场价格向政府买地,特别是要用来发展教育中心,不是做商业用途。

他将此交易形容为“联邦政府公然企图掠夺国家银行的金库”。

接下来,就看伊布拉欣、伊万和财长首相如何回应了。

Tuesday, February 6, 2018

KR1M 2.0开张大吉

转型后改称KR1M 2.0的一马商店终于在上周日隆重登场了。

财长首相说,它的亮点是:店内有50种日常食用品售价比市面便宜。

这与KR1M 1.0有什么不同?之前的KR1M商店不也同样声称售价比市面便宜吗?最后却关门大吉。

其实也没什么不同,所谓的转型,只是换了合作伙伴而已。

然后,KR1M 2.0不再售卖没有品牌的商品,财长首相说,因为消费者要的是有品牌的货品。

记得吗?在Mydin时期,KR1M店里也售卖印有代表一马标签的1字牌货品,当作是KR1M的生招牌。难道说,当局已不再刻意塑造一马为代表KR1M商店的一个品牌了吗?

这次,消费部委任国民企业(PNS)负责执行,合作伙伴是青苗集团(Tunas Manja Group,TMG),之前是Mydin。

作为开始,将有51家KR1M 2.0投入运作,希望在今年内开设300家,然后在三年内增至3000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目标,平均每年增加1,000家,能不能达到是个疑问。因为之前的KR1M,自2011年开设到去年关闭,也只达到185家而已(请看《KR1M是新瓶装旧酒》20170926)。

若KR1M 1.0六年来只开了185家,KR1M 2.0有可能在三年内开到3,000家,或单单在今年内就开到300家吗?相信很难。

与其同时,被中止合约的Mydin老板阿米尔(Ameer Ali)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当年会接受协助政府经营KR1M,是本着为人民服务和回馈社会的宗旨,虽没奢望赚钱,万没想到蒙受上亿元的亏损。

他解释,公司会蒙受亏损,是因为政府只负责店面装修和硬体设备的成本,而Mydin则需承担运输成本和买卖价差的亏损。

运输成本就占了总成本的25%,尤其是在东马乡区的运输成本最高,但那里的售价却和半岛的价钱一样。

这与副首相阿末扎希当时的指责有很大的出入,副首相指KR1M收了政府津贴,卖的产品却比市价贵,因此才中止与Mydin的合约的(请看《KR2M》20170807)。

这点阿米尔没有提到。是不是因为政府的津贴只是花在店面和硬体上,所以Mydin不得不提高售价来弥补成本?

但这也说不通,一般的商店也同样要在店面和硬体上投入成本,同样也有运输费啊,为什么KR1M的售价仍然比这些商店高呢?

那么,KR1M 2.0的经营模式与旧的KR1M有什么不一样呢?除了知道不再售卖有一马标签的产品,其他的似乎没有透露太多。

最重要的是,既有KR1M1.0前车之鉴,当局是否可以确保转型后的KR1M 2.0不再重蹈覆辙?否则,就算它一再转型再转型,到最后还是以亏损告终,也许当局就要好好考虑,究竟有没有必要继续如此无止尽的转型下去?

根据Mydin老板阿米尔透露,不止他的公司因为经营KR1M亏损了1亿,政府在店面装修和硬体设施方面也丢了1亿,民众有没有从中受益?那就不得而知。

政府是否照样在KR1M 2.0提供津贴?当局应该公开这些数字,从中考量这到底是不是个可行性计划。

若说这是为了推高“一马”品牌的知名度,KR1M 2.0却不再售卖有“一马”标签的货品,财长首相还说这是因为消费者不买这些非品牌的产品,这不是最大的讽刺吗?

Monday, February 5, 2018

问政府,别问国行

过了将近一个月,国行总裁莫哈末伊布拉欣终于针对国行向政府买地事件作出回应(请参阅《国行向财政部买地》20180108)。

他说,该项20亿元土地交易是arm's length deal。

什么是arm's length deal?就是双方是在主动及没有受另一方压迫之下按照市场规则所达成的交易。

即是说。是国行自愿,不是被政府要求才买下该22.5公顷的土地做建校用途的。

根据早先报道,国行买地,“主要是为了搬迁其全球回教金融大学(INCEIF)和回教金融国家研究院”。

伊布拉欣说,国行在好几个月前就主动联络政府,试图说服政府将该块土地卖给我们,约在去年11月12月间,终于有了结果;国行对20亿元的交易价也很满意。

22.5公顷的土地以20亿元成交,约等于每方尺823元。

伊布拉欣说这是根据市场价格。

既然国行“买地”是为了教育,不是商业用途,为什么没有要求政府以低于市价卖出?

一般上,政府卖地给GLC,不都以低于市场价格成交的吗?1MDB就是最好的例子。

大家记得吗?1MDB每年重估地价,然后在账目报称盈利,三年前丑闻大爆发后,只好卖地减债,却是以市价甚至高于市场价格将土地分段卖给朝圣基金、KWAP等GLC,如此来掩盖账目上的大缺口。

如果1MDB可以有如此的“优待”,非营利的国行买地建校,根本没有盈利可言,理应更获得优待,为何要以市价向政府买地呢?

针对这点,伊布拉欣回应:这不是国行第一次向政府买地,根据市场价格,是因为我们要遵循最好的市场惯例和规范(that it conforms to the best market practices and norms)。

这样的说法能够接受吗?我觉得很牵强啰。又不是商业机构,国行总裁为何说得好像在是做生意般?国行本来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政府拨地建校本来就是天经地义,为何要花20亿元买地,那将来建校的建筑成本又从哪里来?

老实说,如果只是建两座建筑物,需要用到22.5公顷吗?

还是,如市场的猜测,买地只是幌子,真相是国行替1MDB还债?

市场会这么怀疑,是因为财政部在去年底,竟然提早10天替1MDB还清了所欠IPIC的第二笔6亿美元债款(约25亿马币),而财政部一直拒绝透露这笔资金从哪来(请看《1MDB还债的钱从哪来?》20171229)。

如果光明正大,何需闪闪烁烁,拒绝透露?不是说要变卖那些所谓的“投资单位”吗?为何没有下文了呢(请看《海内外银行怕被洗黑钱》20170809)?

国行向政府买地,财政部还债给IPIC,当被问及这时间上的巧合时,伊布拉欣却叫媒体去问政府。他说,这是政府的事,你们应该去问政府,不要问我们(国行),我们只要买地供我们发展而已。

伊布拉欣似乎不把国行当作政府的一部分。不觉得这样的回答很奇怪吗?

再说,建回教学校,不应该是教育部和首相署JAKIM的责任吗?几时轮到国行买地来建校,还要根据市价向政府买地,这样的安排实非寻常啊!

不管国行总裁如何辩解,相信市场接受他说法者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实在是太欠缺说服力了。

他不解释还好,解释了,反而引起更多的疑团。

走笔至此,让我觉得,在这盗贼橫行豺狼当道无法无天的国度里,当年洁蒂的国行总裁任期届满,无论由谁接任,不管是现任的莫哈末伊布拉欣或财政部秘书长伊万也好,相信都不会有什么不同,结果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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