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DB还债的钱从哪来？

上周四（21日）就在《透视大马》读到1MDB已在当天缴付IPIC今年的第二笔欠款，那应该是该网媒的独家报道，因其他本地媒体并未有提，一直到两天前邻国《海峡时报》报道，本地媒体才引述跟进。

原本的缴款限期是本月31日，这次，1MDB/财政部离限期提早了10天付款。

不像上一回，因无法在限期内（31/7）付款，拖了一个月才分两三次缴完。财长首相将之归咎于“技术问题”（请看《首相的“技术问题”很中国》20170811）。

当时就有疑问，那是什么“技术问题”？还债的钱又从哪里来？

早在去年年底，《砂拉越报告》就有透露，东海岸铁路计划（ECRL）的承建商中交建设（CCCC）将先支付8.5亿美元给1MDB，做为偿还IPIC的欠款，及承担总额48亿元的债务，包括IPIC所担保的利息在内，总额56.5亿美元。

这点也获英国金融时报（FT）证实，指中国将协助1MDB解决和IPIC的财务纠纷，包括先支付10亿美元给对方，及通过资产交换方式解决35亿美元的债务（请看《中国助1MDB还债》20161208）。

IPIC是在今年4月和1MDB/财政部达致协议，即在今年内1MDB需分两次偿还IPIC代缴的10亿美元贷款加2亿美元利息共12亿美元，在2022年前偿还35亿美元债券加13亿美元利息共48亿美元给IPIC，总共是60亿美元。

即是说，除了今年缴清的12亿美元，财政部/1MDB还需缴付48亿美元给对方，直至2022年为止（请看《还两次债，还到下一代》20170425）。

某报说1MDB付清所欠IPIC的最后一笔欠款，其实还有一笔更大的债款，要25后年才还得完呢！

《砂报告》当时说，CCCC将先支付8.5亿美元给1MDB，这笔钱当时是不是拿来缴付IPIC的第一笔欠款？觉得可能性很大，财长首相指的“技术性问题”，是不是为了等这笔款项，所以迟了一个月才付给IPIC？

第一笔欠款6亿美元迟了一个月缴清，第二笔欠款6亿美元却早了10天缴付，这笔钱又从哪里来？

根据《海峡》引述消息，1MDB是将属下两家公司卖给中国官企，才得以付款给IPIC的。

这两家公司分别持有槟城北部和巴生港口土地。

这家中国官企是不是CCCC？报道没有透露。

不像变卖其他土地那么高调，财政部/1MDB脱售了两家子公司，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不知背后又有什么乾坤？

关于槟城土地，报道指当时1MDB是以11亿元买下位于亚逸淡的234英亩土地，原本是作兴建廉价屋计划，却在去年就传出1MDB有意卖给中国公司了。

不久前林冠英还重述，禁止1MDB进行任何该地段的买卖，怎么忽然间却已转手？

至于位于巴生PKFZ附近英达岛的318英亩土地，是1MDB在2014年向上市公司Tadmax以3亿元买下的地段。

两块地皮成本加起来约14亿马币，IPIC的第二笔欠款是6亿美元，兑成马币约24.6亿，1MDB必须以不低过24.6亿马币的价钱出售，才足够偿还IPIC的第二笔欠款。

是不是说，脱售这两家子公司给中国官企，1MDB净赚了10.6亿马币？

当然也不能说“赚”，因为都拿来还IPIC欠款，而IPIC这笔欠款，大家应当记得，是一笔糊涂债，是IPIC声称当年没有收到1MDB的汇款，因为汇款去了一家假Aabar公司，因此1MDB不得不再汇第二次款项，避免被IPIC控告。

让我想起最近，同样丑闻不断的联土局也糊里糊涂地将四块价值10亿元的黄金地段转名给一家发展商，自己却分文未得。

但至少联土局还会报警要讨回这些土地，1MDB却好整以暇，好像对追回被骗的35亿美元（约145亿马币）汇款完全没有兴趣，还心甘情愿的付多一次。你说奇怪不奇怪？

联土局丑闻再起

反贪会在七月介入调查联土局（Felda）投资机构FIC高价收购分别在英国伦敦、砂拉越古晋和本州亚庇1Borneo的酒店案结果如何？

上个月，读到反贪会主席祖基菲里透露，古晋酒店的调查已进入最后阶段，伦敦酒店的调查则还需要一些时间，但未提到亚庇酒店调查的进展。

虽说古晋酒店调查已进入最后阶段，如今一个月又过去了，反贪会似乎仍未查出一个结果。

联土局子公司FIC是在2014年以6,000英镑（约3.3亿马币）收购伦敦Grand Plaza Kensington Hotel，据说比市价高出4,000英镑（2.2亿马币）。

至于古晋酒店则是以1.6亿马币收购，据称比市价高出了5,000万元。

亚庇1Borneo的酒店收购价是8,640万元，反贪会也在调查是否买贵了（请看《他们知不知道买贵了？》20170824）。

反贪会当时也逮捕了联土局/FGV前主席伊沙协助调查，几天后就获释，继续在首相署稳坐陆路交通委员会（SPAD）主席位。

至于原先被伊沙停职的FGV CEO查卡里亚连同另外三名高层在接受内部调查四个月后也已先后复职（请看《查卡里亚复职，伊沙无事？》20171010）。

但反贪会调查FIC酒店案为何迟迟未有结果呢？

FIC酒店案调查未有结果，现在又爆出位于吉隆坡中心黄金地交易舞弊疑云，联土局主席沙里尔已就此事报警。

和酒店案一样，土地交易涉及联土局投资机构FIC，同样发生在2014年。

沙里尔说，发展商获授权发展有关地段，共有四片地段被转手，总值2.7亿元，买卖合约是在2015年11月至2016年11月间签署，土地已经转名，但联土局至今一分钱都没有收到。

该公司获得授权后，却将土地拥有权转去自己的公司。沙里尔说，有关公司只授权发展有关地段，但不可以将土地转名到本身或相关公司。

这就有点不明，若土地不可以转名，为何双方会签署买卖合约？

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变卖土地未收到钱但土地已经割名。

一般上，土地拥有权应该是在收到钱后才转名，根据沙里尔的描述，是对方将土地拥有权转名。这就奇了，对方若只授权发展土地，怎有可能也将土地转至本身名下？这是联土局内部的疏忽，还是有人滥权所致呢？

根据《每日新闻》报道，时任联土局/FGV主席伊沙同时也担任FIC主席，唯FIC是在委任该发展商后三个月才通知联土局董事部，寻求后者批准；这令董事部相当混淆，不知道是联土局或FIC作出的决定，因为两家公司都由同一人掌权，多名董事也在两家公司兼任。

显而易见，董事部成员包括主席本身在此扮演双重甚至多重身份，不应借此推卸责任。

但问题还不在此，而是有人先斩后奏，便是先委任该地段的发展商并给予授权书（Power of Attorney）后才来寻求董事部的批准，这已经是滥权了。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422677/%E3%80%90%E6%89%93%E9%96%8B%E5%A4%A9%E7%AA%97%E3%80%91%E8%81%AF%E5%9C%9F%E5%B1%80%E9%86%9C%E8%81%9E%E5%86%8D%E8%B5%B7

好消息就是坏消息

果然不出所料，当联邦能源部长麦西慕说沙电（SESB）连年亏损，甚至濒临破产边缘的时候，他就在预告大家，是时候本州电费起价了。

昨天，他特别飞来本州公告州民一则好消息，那就是：本州电费保持不变，直至明年6月30日。

好消息就是坏消息，他其实要告诉你的是坏消息，那就是：本州电费将从明年6月30日后调涨。

好吧，州民要有心理准备，明年下半年开始，本州电费将要调涨，否则，沙电将濒临破产。

但，部长却同时宣布，半岛的电费在未来三年内将保持不变，直到2020年。

也就是说，半岛将保持从2014年制订的电费水平。

为什么如此厚此薄彼？部长解释说，那是因为本州尚未实施「奖掖式管理机制」（Incentive Based Regulation，IBR），此有效期是每三年检讨一次，间中则每半年检讨一次IBR架框下的「不平衡成本转嫁机制」（Imbalance Cost Pass-through Tariff，ICPT）。

长话短说，就是在此机制下，国能将调整“回扣”给用户，每半年检讨一次。

但，一向来，本州电费不也与半岛一样每半年检讨一次吗？原来只有半岛落实此措施（请参阅《愚民新电费》20151210）。

他说，本州原本要在下个月就实施ICPT，但经过三方（沙电、国能和其部门）商讨后，议决明年六月才落实。

部长也做出澄清，他没说沙电要破产（bankruptcy），他只说沙电无偿债能力而已（insolvent），实际上沙电资产值得80亿。

部长透露，联邦自2012年已经拨出42亿来提升沙电的运作，国能也不断资助沙电的资本开销。

谁说联邦没有补贴半岛的用户？在ICPT措施下，联邦不也同样通过“回扣”给西马用户补贴吗？

内阁已同意承担明年上半年西马总额9.3亿元的“回扣”，一年便是18亿，和本州六年（自2012年）42亿或平均一年7亿比起来，半岛的补贴可高出一倍呢！

和水供一样，电供本来就是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基本设施之一，岂能以盈亏来做考量？更何况，本州的基本设施一直都比西马落后好几年。

就算要做商业考量，为何砂拉越电费又低又能赚钱？若要以高成本做为调涨电费的理由，那就先解释为何成本会高涨，电供服务却50年如一日，无法获得提升？

你相信政府会让SESB破产？

你真的相信沙巴电力（SESB）会破产吗？当然不会。

当联邦能源部长麦西慕那样说的时候，你就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上星期，麦西慕部长发文告说，其部门、财政部和国能正在商讨SESB连年亏损，甚至处于破产边缘状况，预计在新年过后做出“最后的选择”。

“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读漏了一则相关新闻，那便是在两个星期前，国能CEO阿兹曼莫哈末(Azman Mohd）曾在股东大会上谈及：脱售沙电可能是最佳选项。

是的，沙电是国能的一家子公司，这点稍后再提。

说回麦西慕部长，他在文告不厌其详的做出解释，沙电平均电费每千瓦时34.52分，发电成本每千瓦时56.60分，联邦一直补贴燃料成本，也提供大部分的资本支出，自2012年以来已耗费了42亿在沙电的运作上。

然后他说，沙电已要求政府检讨电费，因上一次检讨电费是在2014年。

其实应该说“上一次调整电费是在2014年”比较恰当，因政府是每半年检讨一次电费架构，然后每三年就检讨一次基础电费率，过去三年来都保持不变，所以，部长间接就是要告诉大家，是时候调涨电费了。

问题是，为什么沙电连年都在亏损？根据手头资料，砂拉越电费比本州和半岛低很多，每千瓦时只是10-15分，发电成本更低，只有6.35分，砂电是如何做到的？为什么没听说砂电也面对亏损？反之，邻州还在两年前两次降低电费。

砂拉越自行管理本身电供，无需根据联邦行事。本州呢？

其实，本州在80年代前也曾自行管理电供，那时沙电还是叫沙电力局（LLS）不是SESB，但停电事件严重，那时的人民党政府遂将LLS交给联邦管理。

还记得人民党因为长年未缴电费，庞大的电费欠债，最后将整座人民党大厦拱让给LLS充数吗？

两个事件有没有关联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LLS交由联邦管理后不久，国能就跟着上市，改名SESB后的沙电也就改由国能管理，由国能持有82.75%沙电股权，州政府持有其余17.25股权。

虽说国能已成为上市公司，它还是属于一家GLC，每当面对亏损或入不敷出的时候，政府就会给予补贴。

相比之下，沙电所获的补贴，根本是微不足道。

部长语出惊人，说沙电濒临破产，是否危言耸听？国能身为沙电母公司，时不时获得联邦补贴，又未曾听闻国能濒临破产边缘？

如果国能基于商业考量脱售沙电，不用说，当然是售回给本州政府，情况会不会好一点？会好一点的话，当年就不用卖给联邦政府了。

但在这33年期间，本州电供服务水准并未获得改善，停电时间仍然异常频密，从未获得解决。

几年前，就说要减少沙电的停电指数（SAIDI）。据说当年的停电指数高达4,000分钟，当时的能源部长陈华贵还说要将SAIDI减至700分钟，否则就引咎辞职。

结果SAIDI在2011年减至700分钟，2013年再减至300分钟，还说要在2015年再减到200分钟（请参阅《本州达停电事件》20140120及《全国停电不到一分钟 本州停电300分钟》20140225）。

这些都是官方的数据，老实说停电次数和时间有没有真正减少？民间还真的感觉不到。

这次，麦西慕再次提到本州停电时间，与上述数据又有点出入。他说，SAIDI已从2014年的777分钟削减至去年的311分钟，预计到了今年年底，可减至280分钟。

麦西慕说2014年的SAIDI是777分钟，但当时的陈华贵部长说SAIDI成功在2011年减至700分钟。2013年减至300分钟，但麦西慕说2016年还是311分钟，2015年也没减到200分钟，今年年底目标是280分钟。怎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如果麦西慕的数据可靠，那陈华贵部长早就该在当年引咎辞职了。

到目前为止，除了在野领袖，还未听到州领袖对此课题发言，至少也该说说话好不好？

麦西慕也来自本州，发出这样的一个文告，出发点为何？难道没有本身看法？

唯一承认统考的巫统领袖

两周前，就传出安努亚慕沙将重返玛拉复职子公司玛拉投资（PMB）主席，当时心想，有关他涉嫌滥权的指控大概没事了。

果然，空穴来风，上个星期，反贪会副主席（行动）阿占巴基宣布，因为证据不足，因此不会对安努亚慕沙做出任何提控。

当初，安努亚因为涉嫌滥权而被冻结玛拉和PMB两个主席职位，既然反贪会如今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提控他，理论上他是清白的，那他获得复职也无可厚非，所以才会出现上述传言吧！

问题是，前副财长阿旺阿迪已经替代他获委当玛拉主席了，不可能叫后者卸职，又把主席位让回给安努亚吧，那不是叫双方都很尴尬？对阿旺阿迪也不公平啊！

不过，未闻阿旺阿迪当时也获委PMB职，因此，如果安努亚复职的话，最多也只能做回PMB主席，不可能叫阿旺阿迪把玛拉主席职也让出来给回他吧！

阿旺阿迪也否认了上述传言。

可见安努亚是不会也没有机会回去玛拉的了，或者这也是当初对他做出指控者的目的，便是不要他继续当玛拉主席。

说来造化也很弄人，还是该说冥冥中？当年传出玛拉在澳洲买贵楼的丑闻时，身为玛拉主席的安努亚最后都没事（请参阅《玛拉丑闻在澳洲曝光》20150623），没想到，后来却还是因涉嫌滥权一事而丢了“官”职。

大家可能淡忘了安努亚当初被冻结职务的来龙去脉，他是在今年年头因涉嫌滥权赞助球会而被冻结玛拉主席职的。

而在职务冻结期间，安努亚忽然没来由地公开表示要支持承认独中统考文凭，还似模似样拜访董总成员，说要为他们争取等等（请看《最后一里路，要看一个人的成败》20170215）。

他也告诉外界，他被冻结玛拉主席职务，是因为他支持承认统考。

安努亚如何与独中统考扯上关系？原来，吉隆坡大学（UniKL）是所由玛拉成立的私立大学，为吸引更多学生入读该所大学，包括独中毕业的学生，一月间，他自行宣布UniKL接受统考成绩，唯被乡村部长伊斯迈沙比里否定他这项宣布。

我觉得统考课题不是造成他被冻结职务的原因，我相信党内的政治因素才是最大的原因。

玛拉是隶属乡村部的一个机构，伊斯迈部长只需推翻他这个决定就可以了，何须停职那么严重？

旅游部长纳兹里当时也挖苦他，说他也承认统考文凭，不见得他因此被停职。

耐人寻味的是，财长首相那时宣布，安努亚在巫统宣传局主任的身份未受到影响。

无论如何，他在停职期间就以巫统宣传局主任的身份去拜访董总以做“亲自了解”，还说要向巫统和内阁提呈报告。

最近，统考课题又被巫统领袖提起，不知是不是安努亚向他们提呈报告的结果？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做任何后续行动？

毕竟，当初他是因为UniKL而表明承认独中文凭的，但我相信那也出自于商业考量，既然现在他已不是玛拉主席了，该所大学收不收独中生，承认不承认UEC文凭，那也不关他的事了！

KLIA2是不是廉价机场？

记得很清楚，当初建立KLIA2，是为了取代原有的LCCT机场，如今却出现了个争论性问题：KLIA2是不是廉价机场？

大马机场（MAHB）说不是，而是为KLIA建设的第二个终站（Terminal 2），所以叫KLIA2。

潘俭伟反驳大马机场说法，因为根据大马机场介绍KLIA2的小册子，里边就很清楚的提到，KLIA2“是全球最大的廉价终站”，如今为何又自我否认，说它其实是KLIA的扩建（extension）？

上网翻阅旧闻，当时建造KLIA2的确是为了要取代LCCT廉价机场，要不然，亚航等廉价航空也不需要在KLIA2建竣的时候搬迁至新地址了。

问题是现在因为大马航委会（MAVCOM）要将KLIA2的国际航班的机场税提高至与KLIA一样的税额，因此引起轩然大波，当局遂改口说，KLIA2并非廉价机场。

为什么要提高KLIA2的机场税？潘俭伟说，因为建筑成本飙涨，所以不得不提高机场税来弥补超支的成本。

航委会执行主席阿都拉阿末也证实，若不获提高机场税的话，政府将被迫承担6,000万元的补贴。

阿都拉没说明这是一次过的补贴，还是每年补贴。我相信应该是后者，因为KLIA2成本飙涨，大马机场发售56亿元债券，如果没有额外收入，当然又要向政府寻求拨款来还债了。

你也知道政府早已捉襟见肘，连航委会都需向每名乘客征收一元人头税以“自给自足”。

原本17亿元的成本，为何会飙升超倍至40亿?

根据大马机场说法，那是为应亚航的要求upgrade才造成成本加倍。

几天前，亚航老板东尼回应说，但KLIA2并没有达到和KLIA一样的设施水平，更遑论服务水平了，既然如此，怎能要乘客缴付和KLIA一样的机场税？

其实，早在廉价航空从LCCT搬迁至KLIA2时，副交长阿都阿兹就已宣布“KLIA2不再是廉价终站，而是一个混合型（hybrid）机场”了。

什么是“混合型机场”？就是除了廉价航空服务，它也提供商务机舱服务和拥有国际乘客间隔区。

照大马机场日前说法，看样子近来它又获得“提升”，从混合型机场提升为KLIA的第二个永久性终站。

IMAMS：我国U转最快的措施

周末有则很令人困惑的新闻，那便是只开跑一天即被宣布取消的IMAMS（朝圣监督系统）。

令人困惑，是因为各方说法各异，不知哪个才是IMAMS被取消的真正原因。

先是旅游副部长玛丝尔米亚蒂（Mas Ermieyati Samsudin）在记者会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作出宣布，说之前不知IMAMS公司的营运长是一名非穆斯林。

隔天，旅游部长纳兹里澄清，指停止IMAMS无关公司高层是非穆斯林，而是因为外包收费不符原先所同意的。

政府只同意收费40元，包含保险和行政费，结果却变成90.10元，即45元管理费、40元保险费和5.10元消费税，收费多了一倍，所以只好喊停。

这家外包公司如此胆大包天，胆敢收取贵一倍的收费？不可能吧？

财长首相也推文表示不认同推行IMAMS，说取消它是明智之举。但他未说明是不认同该措施，还是不认同收费额。

内阁一定有讨论过通过才会要推行该措施的吧！所以财长首相应该不是不认同该措施，而是不认同收费额。

副首相阿末扎希也证实，内阁只知道有相关的措施，只是不知道详情，包括不知道外包给哪家公司负责。

不管是因为收费不符或营运长非穆斯林就在短短24小时内取消有关措施，这个决定也来得太仓促了吧？部长大可提醒该外包公司正确的收费，该非穆斯林营运长也已辞职，所以我觉得这两项都不是真正的问题，那到底是什么呢？

再说，相信政府一定有和该外包公司签约，如今取消外包给该公司，是否需要作出赔偿呢？

另一个困惑是，这个为了防止朝圣者受骗而成立的IMAMS系统，为什么是由旅游部负责而不是首相署的JAKIM局负责呢？难道里边又有因由？

KLIA2为何严重超支？

大马航空委员会（MAVCOM）是在去年3月甫成立，是“民航业独立的经济与商业监管机构”（an independent body to regulate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matters relating to civil aviation）。

虽说是独立机构，但它隶属首相署。

这就让我想起了陆路交通委员会（SPAD）；不久前，前联土局/FGV主席伊沙获委SPAD主席，引起了不少争议。

MAVCOM和SPAD相似之处，在两者都掌管交通事务，只是前者负责民航事务，后者则负责陆路交通，然后你会很奇怪，两者都不属于交通部门单位，而是隶属首相署。

既由政府成立，向政府部门负责，说它是独立的监管机构，似乎有点言过其实。

上星期提到MAVCOM向乘客征收一元人头税，其总营运长阿兹米解释说，是因为政府将停止给予资助，因此通过修正法令，允许它向乘客征收人头税。

既是隶属政府的一个委员会，政府却不拨款而授权它向乘客收费，听起来不可理喻。

旅游部之前不也以同样的理由而实施所谓的旅游税吗？此风一旦传开，每个政府部门/单位都以同样理由巧立名目向人民收取各种各样的费用，岂非要人民的命？人民如何吃得消啊？

说到机场税，亚航老板东尼说，KLIA2本意是提供廉价航空，服务质量框架未到位，不应征收和KLIA一样的机场税，那对KLIA2的乘客太不公平。

而且，东尼说，MAVCOM做为独立机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不只是为大马机场服务。

的确，当MAVCOM法令修正时，副交长阿都阿兹曾说，那是为了保护国内消费者的权益。看样子，并不像是那么一回事。

潘俭伟说，真相是，因为KLIA2严重超支，从原本成本17亿飙涨逾40亿，

早在2012年，副交长就已在国会表示，政府不会承担KLIA2的超支成本，大马机场（MAHB）因此通过发行债券筹借了56亿元。

这就奇了，如果成本飙涨至40亿，为何筹资高达56亿？

大马机场也曾向公账会保证不会向乘客提高机场服务费来履行其债务，现在看来似乎不是那么一回事。

MAVCOM回应说，大马机场若不提高KLIA2机场税的话，政府将被迫承担6,000万元补贴。

其执行主席阿都拉阿末说，这笔补贴应该用来惠及人民，调涨的费用是乘客们付得起的，而不是通过补贴向人民征收。

问题是，KLIA2建筑成本为何会飙涨这么多啊？

大马机场否认是成本超支，而是因为提升设施才造成成本增加。

说回MAVCOM，它给我的感觉是，与其说它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它更像是在照顾机场和本身利益，从人头税、机场税到反恐费，这些都要由消费者承担。

消费者要嘛不搭飞机，否则就无法避免缴付这些税和费用，身为消费者的人民权益在哪里？

大马城的后真相，王健林的滑铁卢？

潘俭伟才在上个月尾问：大马城重新招标的进展如何？为何迟迟未公布结果？是不是没有人竞标啊？

说没有人竞标，那又不对，因为根据第二财长佐哈里在七月间招标截止日期过后透露，共收到九份建议书（RFP）投标，七份来自中国两份日本。

八月间，根据财政部秘书长兼大马城/TRX城/1MDB主席伊万报告共有六家，但没有透露是哪六家（请看《IWCity失而复得大马城？》20171017）。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年底，大马城招标事件依然没有动静，难免叫人起疑。

针对潘俭伟的疑问，伊万却只轻描淡写，说“政府还在谈判中”（negotiating），CNA记者再追问，他却以“无可奉告”回应。

给我一个感觉，真相是：若非没有集团投标，就是投标者不符条件。

记得吗，伊万订下条件，说竞标者必须来自财富500（Fortune 500）强，营业额还必须高于500亿美元等等？

当时我就想，条件这么高，500强的公司还未必对大马城有兴趣呢！

伊万还将投标截止日期定在两个星期内，但现在快半年过去了，竟然以“无可奉告”来回应媒体，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前天，中国网路突然出现了一篇题为《王健林的滑铁卢》的文章，里边赫然提到，万达集团为何和大马城扯上关系的来龙去脉，与之前关于大马城的报道相当吻合。

第二天，万达集团对该篇文章内容做了声明。根据万达集团文告，大马城是由中国有关部门介绍万达前往投资的，万达也只在今年三月来马考察过一次，并没有进行任何价格谈判，因此否认万达“两倍”报价之说。

值得注意的是，万达文告只是否认“两倍报价”，并没有否认当时有意投资大马城，也承认早在三月就曾来马实地考察一次。

文告也说是中国有关部门介绍投资的，这点有些模糊，中铁（CREC）是一家中国官企，中国官方应该知道中铁已经组成财团投资大马城，为何还要万达这家私企前往投资？

而且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接见财长首相的时候，不是有表示说希望中铁获得保留吗（请看《王健林未提大马城》20170516）？

伊万以TRX城之名在今年3/5发布文告，指大马城和IWH-中铁财团签署的协议因后者无法按时付款等先决条件而告吹，甚至不惜将7.41亿元订金退还给对方（请看《大马城变不成中国城》20170504）。

文告说中铁和本地上市公司IWCity组成的财团“经过10多次的延期都无法符合付款的先决条件”就显得有点离奇，更令人纳闷的是，根据当时报道，中止协议的决定，财长首相和第二财长佐哈里事先都不知道。

然后，就传出王健林的万达集团可能与另一家上市公司马顿（Malton）连同EPF投标大马城。马顿很快做出否认，EPF也表明没有兴趣，那是谁无中生有呢？显然，那是有人自作主张，一厢情愿的说法。

跟着，财长首相就到中国出席一带一路论坛。当时原本说财长首相将顺带和万达签约，发展大马城，结果却不是如此，当时王健林只是说，“非常看好大马的投资环境”。财长首相却对外说：王健林有意投资大马城，预计超过100亿美元（请看《一个无底洞》20170515）。

根据上述文章说法，纳吉首相在13/5日到了中国直接就去见王健林，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健林和万达的命运轨迹”；当天晚上，“纳吉首相见了中国领导后，万达就被纳吉首相pass掉了”。

如上所述，当时媒体的确也有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不是很认同大马城和中铁的协议被中止。

也因此，两个月后，当伊万知道万达投资大马城无望时，伊万和首相署EPU部长阿都拉曼达兰异口同声说，IWH-中铁财团可以重新竞标云云。

这或就解释了为何IWCity股价随着传言像过山车那样几度飙起又滑落，对股友们来说，真是百般折磨。

走笔至此，财政部/1MDB“拖欠”IPIC的第二笔6.5亿美元分期付款又将到期了，大马城的竞标依然“无可奉告”，公司将拿什么来还？

上一回，财政部/1MDB无法在限期内（31/7）偿还IPIC一笔6.27亿美元的债款，拖了一个月才分几次缴完（请看《首相的“技术问题”很中国》20170811）。

大家记得这笔债是怎么来的吗？长话短说，就是IPIC声称没有收到1MDB之前汇的资金，因为资金汇去了假户口，1MDB最后同意再付多一次，就是在未来五年内偿还60亿美元给对方，做为庭外和解和赔偿（请看《还两次债，还到下一代》20170425）。

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哪有人愿意还两次债的，除了我国政府？背后的原因，这里也不再重述了。但更荒谬的是，我国政府竟然不去追究之前的资金汇去了哪里，也没想到过要追回来，或把偷盗者绳之以法吗？没有，通通没有。

1MDB如今已经成了一个空壳，哪还有资金来还债？不用说，政府若非通过举债来还IPIC这笔糊涂债，就是你我这些人民来替它还债了。就算是通过举债来还债，最后还是得由人民来承担。

大家一点都看不到吗？

https://dushi.singtao.ca/toronto/%E6%96%B0%E9%97%BB/%E7%BC%96%E8%BE%91%E6%8E%A8%E8%8D%90/%E7%8E%8B%E5%81%A5%E6%9E%97%E7%9A%84%E6%BB%91%E9%93%81%E5%8D%A2%EF%BC%9A%E7%8B%82%E7%94%A9%E8%B5%84%E4%BA%A7-%E8%BF%98%E5%B0%86%E5%87%A0%E4%B9%8E%E5%A4%B1%E5%8E%BB%E6%95%B4%E4%B8%AA%E4%B8%87%E8%BE%BE/

一出国就连中三税

大马航空委员会（MAVCOM）宣布，从明年一月起，当局将划一机场乘客服务税（PSC或俗称机场税），第二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2）机场税将从原本的50元调整至73元。

难怪亚航老板东尼呱呱叫，说当局调涨KLIA2机场税对乘客来说不公平，有关单位应该先把机场设施及服务质量提升，再来谈调涨机场税不迟。

众所周知，当初建立KLIA2，原本是为提供廉价航班而建，现在看来，KLIA2的乘客需缴和KLIA一样的机场税，再也不像是廉价机场了。

问题还不在这，根据报道，当局还打算加多一项35元的收费，那就是“反恐费”。

该则新闻读得我一头雾水，为什么这个收费叫“反恐税”？到底什么是“反恐费”啊？

原来，从明年开始，政府准备实施一个“预先乘客扫描系统”（APSS, Advance Passenger Screening System），以过滤所有乘客以阻止恐怖份子入出境。

华文报将APSS的“Advance”一字译为“预先”或“航前”，我觉得比较贴切的翻译或应该是“先进”，表示该新系统比现有的机场扫描系统“先进”，而不是“预先”或“航前”之意。

既要以APSS取代现有的扫描系统，意即现有的扫描系统尚未能有效过滤出入境的乘客，让恐怖份子有机可乘，因此必须引进此新系统。

报载，APSS成本80亿，设置新系统的工作外包给一家私人公司，负责研发相关软硬件，并获得15年经营权，但是，成本将转嫁给离境乘客，即向每名乘客征收35元的“反恐费”。

听起来合情合理，但有这个需要吗？现有系统，难道还不足以过滤出入境的乘客吗？

而且，外包一家私人公司研发相关软硬件，是不是说市场还未有这样一个系统，需由这家私人公司去研发，还是由这家公司向外国进口，然后由这家公司负责设置、经营与维修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系统成本高达80亿，会不会贵了一点？它是整个系统的成本，还是包括这家私人公司15年经营权的费用？所征收的“反恐费”是不是还给这家公司？公司背景如何？有没有相关经验？政府有必要公布给大家知道，不要等到总稽查司稽查过后，才又来说买贵了。

针对这，MAVCOM总营运长阿兹米回应说，APSS由内政部主导与推动，不在MAVCOM负责的范围，他因此不便置评。

既然如此，内政部是否应该对新闻报道作出回应或澄清？提供乘客出入境的安全保障，原本就是当局的责任，为何装置一个APSS系统，却需由乘客来承担？

亚航老板东尼说，澳洲采用的系统只需约2.5亿马币（8,000万澳元），有些国家则由政府承担成本，或只象征式向乘客征收一美元（约4元马币）费用，为什么我国要征收35元，不太高了吗？

至于也是明年开始向每名离境乘客征收一块钱的人头税，阿兹米解释说，这是因为从明年三月起，政府将停止资助MAVCOM，因此，人头税将成为MAVCOM的主要收入来源，该委员会必须自给自足，以维持其独立操作。

国家征收各种税目，会不会征太多了呀？把人民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消费税不说，前有旅游税，若非人民抗议，恐怕连人民入住酒店也要缴付，但现在机场的机场税、人头税和反恐税，除非人民选择不出国，一出国就要连中三税。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420984/%E3%80%90%E6%89%93%E9%96%8B%E5%A4%A9%E7%AA%97%E3%80%91%E4%B8%80%E5%87%BA%E5%9C%8B%E5%B0%B1%E9%80%A3%E4%B8%AD%E4%B8%89%E7%A8%85

A Mysterious Mission

有点好奇，为什么有些新闻只在英巫媒体报道，却无法在本地华文媒体找到？难道中文媒体不约而同地做选择性报道吗？

要提的，就是有关防长希山慕丁在巫统大会上宣布我国准备派兵到耶路撒冷一事，除了不多中文媒体报道，行动党副主席拉玛沙米和全国爱国者协会（NPA）主席阿沙德针对防长言论的回应也没有提。

当然我不是说凡事，包括芝麻小事，都一定要报道，但像这类国家准备派兵到他国“宣战”的重大事件，难道不值一提吗？外国媒体都煞有其事般认真报道呢！

拉玛沙米针对希山“派兵”言论质问后者，是谁授权你派兵去耶路撒冷？国会已经就此议案辩论和通过决议了吗？

上季国会会议已经结束，当然不可能临时召开紧急会议来讨论，而且根本也没有紧急到需要开紧急会议的地步，还是，这是在防长的权限之内？

其他中东国家都没有呛声，也没有国家说因此要到耶路撒冷“开战”，我国防长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啊？

国家爱国者协会（NPA）主席阿沙德（Mohd Arshad Raji）也对希山慕丁的言论表示不满，说此举非常不智，而且那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应该通过外交管道去解决，再不能，还可以在国际间谴责不迟。

阿沙德也质疑希山提到我国的“神秘任务”（mysterious mission）为何？

去年就有传言，指我国派遣军队参与由沙地阿拉伯领导对抗也门叛军的行动。当时希山就曾作出否认，指我军参与的是由沙地领导的“北方雷霆”（Thunder of the North）联合军演，此军演已有15年历史，早在针对也门内乱的军事行动之前就有了。

但NPA主席阿沙德上个月透露，根据卡达尔电视台Al Jazeera报道，大马的确有参与由沙地领导对付也门的军事行动。

国防部文告回应：我军会出现在也门，是因为要撤离那里的大马学生。你觉得呢？难道希山所谓的Mysterious Mission，任务只是撤离在那里读书的大马学生？

我国要派兵攻打耶路撒冷？

周末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

我国防长兼巫统老三希山慕丁反应迅速，在巫统大会上即席宣布，大马准备派兵前往中东地区支援，只待最高元首的谕令。

当时就心想，这样重大的一个决策，难道不需要先经过内阁讨论和决议，单由防长在巫统大会上就可以决定，这也太儿戏了吧！

希山慕丁是一时口快，还是私底下有跟财长首相讨论后才当众宣布的呢？这点报纸没有报道。

其实，发现本地媒体也绝少报道防长希山这项决定，若有也只在大会报道里轻轻带过，似乎不认为是什么大事。

倒是外媒把希山的话当真，纷纷报道说大马已准备派兵进入耶路撒冷，讲得好像大马随时要向以色列开战的样子。

外媒报道除了Yahoo，还有Channel News Asia、中东的Al Jazeera，美国的CNBC电视台也做了报道。

至今，未闻希山或我国政府对这些内外媒体的相关报道作出解释或澄清，沉默是否等于证实？有些事情应该要即时回应，不要过后才来怪媒体扭曲了他的意思，那也于事无补了。

如果防长对派兵到耶路撒冷的决定是认真的话，那我国可以说是自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第一个准备向以色列开战的国家了。但不觉得很无厘头吗？

让我想起几年前，当上百名苏禄恐怖份子入侵本州东部，说是要回他们的领土的时候，我国却迟迟不愿对他们采取行动，说要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云云。

那时还是我国内长的希山慈悲的说，他们只是一些老弱残兵，还说要保护他们安全呢！言下之意，就是不忍对付他们，一直到我方有人被打死之后，部长们才认真起来，但那已是恐怖份子入侵我土三个星期后的事了（请参阅《保护邻国武装分子的安全，还是沙巴拿笃子民的安全？》20130215）。

在对付邻国恐怖份子入侵我土时拖泥带水，还是在对方发难打死我方士兵后才反击的，这次，却对遥远的中东无关我国的政治纷争主动要派兵去“支援”，难道说本州子民的命，重要不过耶路撒冷的名吗？

再说，财长首相不是爱夸口说川普是他的高尔夫球好友吗？何不叫财长首相拨一个电话过去，那不全都解决了吗？何需劳师动众派兵那么麻烦？

Petron略为逊色

恒源延续涨势，今天再创新高，一度作价11.94元，随时可破12元大关。

提到恒源，难免也要提到Petron，因两者同属同一个领域，涨势也一致。

更有趣的是，两者也同样是在卖给新买家后才扭转颓势的。

单单今年以来，恒源股价涨了4.7x，Petron上涨了3x，有持票能力的股友买高卖高，赚得不亦乐乎。

恒源是在去年从Shell兑变过来的，Petron则更早，是在2011年从Esso易手的。无独有偶，那时的Esso也是以低于市价脱售股权，同样也是引起一片哗然。

我最后一次写它，是在2013年（请看《ESSO换上PETRON新招牌》20130812）。

两者不同之处，去年恒源只向Shell收购炼油厂，供销售给国内油站；Petron盈利较多元化，其炼油亦供出口，也有本身的油站。

估值方面，Petron股价12.80元，本益比8.26倍；恒源股价屡破新高至11.94，但本益比只有3.82倍，股价还有很多的上涨空间。

但若以最新的每股收益（EPS）和净值比较，Petron EPS 1.55元及净值5.22元；恒源分别是3.11元和5.53元，Petron表现仍然略比恒源逊色。

今天就来谈谈Petron的背景。那时早自2011年，母公司Exxon将大马Esso卖给了菲律宾生力集团（San Miguel），献购价只是区区3.5元，对比当时市价约4.50元左右。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武装部队基金（LTAT）也说要买ESSO股权，出价比生力集团的3.50元高，说是5.20元（请看《ESSO罗生门》20110908）。

从商业角度来看，Esso理应接受LTAT的价钱才对，为什么反而接受菲律宾集团的献议？再说，LTAT是家GLC，ESSO再怎样，也要看在政府的面上，接受LTAT的献议吧？

更何况LTAT的价钱比生力集团高出整整一半，可以多赚至少三亿马币，ESSO岂有不接受之理（请看《Esso少赚马币三亿大元》20110822）？   

談到生力集团，当年敦馬長子米占因持有這家菲国最大酒廠股份而引起异议，说他身为回教徒，怎能投资在罪恶行业？

Petron后来澄清，米占只是公司董事，只持有生力集团1,000股份，也未持任何Petron股权。

无论如何，ESSO最后还是卖给菲律宾生力集团，招牌也跟着改为大马Petron，在我国有百年以上历史的ESSO，就从此在大马绝迹了。

恒源股价为何大涨？

今天继续谈上市公司，今天要谈的是恒源（HengYuan）。

这只股涨势惊人，从去年底最低1.99元，之后即屡破新高，日前再做新高至11.28元，涨幅是5.7X，可说是今年表现最好的大马股票，可用“身价百倍”来形容，教其他股望尘莫及。

恒源的前身是大马蚬壳（Shell），两年前曾写过它。那时，公司宣布以6,630万美元（那时约2.76亿马币）脱售51%股权给中国恒源国家石化的大马子公司。

那时我还在想，那些极端份子怎么粒声不出？当然，蚬壳是家外资公司，不是GLC也不是本地公司，它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他们也无可奈何。

蚬壳股价当时约在五元之下，当脱售消息传出还一度涨至6.30元，但卖给恒源的51%股权每股卖价仅1.80元，引起市场一片哗然，不用说，当消息公布复牌，股价即刻跌停板（请参阅《油价暴跌，两只油股却大涨》20160202及《Shell只值1.80元？》20160203）。

当时的大马蚬壳当然不止仅值1.80元，根据其母公司的说法，它将大马的炼油厂卖掉，是“为了要专注在下游活动，以维持竞争力策略”云云。

其实，真正原因是，当时的蚬壳过去四年皆连续亏损，让大股东意兴阑珊。

除了大马，据知Shell也脱售了它在全球的其他炼油厂，包括挪威捷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

但是，以1.80元当时是低于市价六成的价格脱售，那也太低了吧！

对恒源来说，根本是执到宝！

恒源以每股1.80元向Shell买进51%大马蚬壳股权后，遂向小股东提出全面献购，献购价是稍高的1.92元，但仍低于当时市价2.60元。

这时，蚬壳董事部和其独立顾问阿马投资银行却异口开声，说献购价不公平也不合理，叫恒源小股东拒绝全面献购建议。

当时读到这则新闻，就觉得有点好笑，因为Shell本身以1.80元脱售了51%，现在却叫小股东不要接受1.92元献购价，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根据阿马当时的评估，那时还未换名的蚬壳合理估值应该是在4.16元至4.75元之间，1.92元献议比估价低了至少54%。

由于献价太低，只获0.02%股东的接受，全购献议当然不成，恒源也继续维持其上市地位。

蚬壳是在今年三月才正式换名为恒源（请看《谁最需要钱，谁就输了！》20170316）。

此后，恒源股价即不同凡响，可说是呈全面上升局面，主要是因其业绩持续改善，根据最新财报，首三季净利飙涨469%；虽然股价已做四五级跳，其本益比（PE）仍然超低，只有3.82X。此外，其每股收益（EPS）高达311.16，每股净值（NAB）5.53。

有如此标青表现，公司接下来大概会申请派发红股了。

谁还会记得1MDB？

若非那天读到国行新旧副总裁交替的报道，还真不知道其中一位副总裁诺珊西亚已经在去年11月离职了。

上网去找资料，似乎只有《星报》报道去年诺珊西亚离职的新闻，因为平时少读《星报》，难怪当时会错过该则新闻。

可能其他报纸觉得没有报道价值而省略了，这次却因为另一副总裁苏迪星也辞职了，媒体才一并报道，原来诺珊西亚副总裁早在去年11月就因约满离职了。

据说诺珊西亚被怀疑是国行调查1MDB案的“泄密者”，所以未获续约，她后来加入了国际货币组织（IMF），对她来说，何尝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洁蒂是在去年4月“荣休”的，她有三位副总裁，一位当上了国行总裁，他就是莫哈末依布拉欣，另外两位却走了，对她来说，相信是感慨万千吧！

那天我也说，国行三位副总裁走了两位，再加上洁蒂本身，与去年反贪会多名高层先后辞职或被调职被退休情况相似。

如何相似？去年，在反贪会主席阿布卡欣宣布辞职后，原本以为其副手慕斯达法阿里会接任他，没想到慕斯达法却被调走，出任移民局总监，另一名副主席苏克里则宣布提前离职。他们都是有参与调查1MDB案的反贪会官员（请参阅《反贪会主席被辞职，副主席被退休？》20160623）。

接任反贪会主席职的，是原本总检察署辖下的国家追税执法队（NRRET）主任的朱基菲（请参阅《又有一人被退休》20160627）。

国行方面，据说财长首相原本打算委任财政部秘书长伊万当国行总裁，因不获市场认同，后来才决定从内升任当时仍是副总裁之一的依布拉欣。

国行和反贪会都是1MDB特工队的成员。大家还记得，这个特工队是由前总检察长阿都甘尼为首，由他宣布成立的。

1MDB特工队成员里，阿都甘尼是第一位被革职的，联邦首席秘书阿里韩沙当时宣布他是以健康理由卸任总检察长职，并由前联邦法官阿班迪取代。

除了阿都甘尼本身，前国行总裁洁蒂和前反贪会主席阿布卡欣相继卸任，还有一位成员是前总警长卡里，他也在今年九月退休了。

两年下来，1MDB特工队各调查单位的阿头都换了人。事实上，在阿班迪接任总检察长职后不久，他就宣布特工队解散了。

不止总检察长、国行正副总裁、反贪会正副主席以及总警长都换了人做，其他相关调查单位的阿头也相继换了人。

也在调查1MDB丑闻的公账会主席诺阿兹兰在当时的一次内阁重组被“升职”为副内政部长，公账会主席职改由哈山阿里芬担任。

还有总稽查司安比林，他在今年初任期届满，但财长首相不是从内委任新总稽查司，而是委任已在去年9月退休，没有稽查背景的前教育部秘书长玛蒂娜（请参阅《我们大家一起死》20170221）。

玛蒂娜的受委充满争议，不止是因为她毫无稽查经验，也因为她丈夫是巫统甲洞区部主席。

然后还有宣称因为1MDB给他很大压力，最后辞官求去的前第二财长胡斯尼，所以才有了现在的第二财长佐哈里。

记得吗？胡斯尼曾在国会里对1MDB存在邻国的资金去向含糊其辞，不确定那是存款还是基金单位，结果被反对党轰得灰头土脸（请参阅《胡斯尼俨如反对党》20161025）。

最后，别忘记还有1MDB的CEO阿鲁。大家是不是觉得他很久没有露面发言了呢？

今年五月，阿鲁被罢免大马城主席以及TRX城董事职，改由财政部秘书长一口气当1MDB、大马城和TRX城的主席，阿鲁就几乎完全绝迹，完全由伊万发言（请看旧文《阿鲁失宠记》20170517）。

该换的人，全都换完了，过不久，谁还会再谈1MDB？谁还会记得1MDB？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420047/%E3%80%90%E6%89%93%E9%96%8B%E5%A4%A9%E7%AA%97%E3%80%91%E8%A9%B2%E6%8F%9B%E7%9A%84%E4%BA%BA%E9%83%BD%E6%8F%9B%E5%AE%8C%E4%BA%86

森那美 8合一又一变3

一年前读到森那美有意将旗下业务分拆再上市时，就说要写它了，没想到这样一拖就是一年，它也在上星期四（30/11）将业务分拆成三家上市公司了。

森那美本身仍保留其上市地位，核心业务为贸易和运输业务，分拆出来两家公司分别为森那美种植和森那美产业。

分拆业务的目的是为了“释放个别业务的最大价值”，结果上市当天，三家公司走势是一涨二跌。呈下跌走势的是分拆出来的种植和产业公司，似乎意味这两个领域抑制了之前的集团价值增长。

森那美有意分拆业务，其实也不是去年才透露的，早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此意了（请参阅《森那美有意分拆业务》20120830），当时的CEO巴基沙烈预计可在2014年完事，没想到最后是拖到现在才完成。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森那美在10年前曾进行过一场大合并，当时是要打造一个全球最大的棕油集团，将八家上市公司合为一家，分别是：森那美、金希望（Golden Hope）、牙直利（Guthrie）、森联合产业（Sime Property）、森工程（Sime Engineering）、文德甲（Mentakab）、牙直利胶园（Guthrie Ropel）及高原与低原（High & Low）。

当年这些上市公司，不知大家还记得多少？这些公司当时合并成一家叫Synergy Drive的集团，却在合并成功后，又改名为森那美。大家这才恍然大悟，Synergy Drive的开头英文字母SD，其实就是森那美的英文字母简写。

当年分析家还为它歌功颂德，说大就是美，却没想到在合并短短三年内就传来巨额亏损，导致时任CEO朱比必须“引咎辞职”，连同另五名高层被控贪污滥权。

在那时，仍是代CEO的巴基第一次透露说要重新调整集团结构，要把当时公司的六大业务分拆成六大公司（请参阅《森那美：大未必美》20100827）。

由此可见，当年把八大上市公司合并为一是个大错误，它并没有为集团带来synergy效益，反之是账目亏损和贪污滥权。

当然你可以说这不是因为合并而引发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写了《森那美管理不当》（20100514），提出集团的内部问题。

虽说要专注于棕油业，森那美又欲在2011年以高于市价买入E&O股权，引起市场哗然。那时我写了《森那美不务正业》（20110908），质疑其“扩大产业业务”的做法。

某读者在我那篇博文留言，说我不该指“森那美不务正业”。相信他是误解我的意思了，我是指森那美既有心要成为全球最大棕油集团，那就应该专注在棕油业，而不是又进军产业等其他领域。

我的看法应该没错，10年前才进行的8合一并购，最后还是得分拆开来成三家公司，足见当年的并购行动是个错误的决定。

产业业务被分拆，可以理解，种植业务也被分拆，有点令人意外，我以为是贸易和运输部分会被拆出来，后者反而成了其核心业务。

两次大选在即，两次成立RCI

为期八天的国行炒汇RCI听证会早在19/9结束，皇委会也在13/10将调查报告提呈给最高元首，却迟至上周4（30/11），也就是本季国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才将报告提呈给国会，未让国会有机会辩论。

针对这，首相署国会事务部长阿莎丽娜说，未收到提出辩论RCI报告的书面要求，议长班迪卡说既无书面要求辩论，那国会就不会进行辩论。

当然了，当天才突然收到报告，也未事先列在当天的议事表，议员们怎会知道？再说时间上也不允许辩论啊！

无论如何，根据RCI调查报告，当年国行炒汇亏损达315亿，并已抵触刑事失信罪（CBT），建议警方开档调查六人，他们分别是：诺莫哈末（或涉刑事失信罪）、敦马和安华（或涉刑事欺骗罪）、敦达因、已故嘉化和林西彦（或涉共谋失信罪）。

315亿也是皇委会主席哈山西迪在听证会第一天就断定的亏损数据，似有未审先判之嫌。不过，这也与市场一直以来所估计的300亿数据相差不远。

诺莫哈末被列为国行炒汇亏损的最大负责人，但报告不忘指出，若非其上司或其他掌权者给予直接批准或默许，他不可能长期这么做，报告因此建议，以刑事欺骗罪查时任首相敦马和时任财长安华。

至于安华之前的敦达因呢？RCI建议以共谋失信罪调查他。

之前曾经屡次提到，在炒汇案上，诺莫哈末难辞其咎，因为他就是当年国行炒汇的总操盘手，所以他应为国行炒汇亏损负起最大的责任（请参阅《RCI未审先判？》20170920）。

他在听证会结束当天（19/9）就辞去了国库副主席职，财长首相兼国库主席也接受他的辞职。

有个问题在我脑海浮起，财长首相真的会对他采取行动吗？会不会最后演变成：他是在上头的“施压”下才进行炒汇而被视为无需负责？

大家应该也看得出，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成立RCI调查30多40年前发生的炒汇亏损案目的何在？肯定不是为了对付在事发后仍被政府重用的诺莫哈末。

诺莫哈末在金融风暴期间还被召回当国行顾问及较后首相署的经济顾问，在阿都拉期间当了第二财长、纳吉上台后他当了首相署EPU部长以及国库副主席。

所以我曾提到财政首相成立RCI调查国行炒汇丑闻会让诺莫哈末很尴尬（请参阅《查一桩陈年旧账..........》20170216）；果然他也在RCI听证会结束当天辞去了官职。

成立RCI肯定意也不在敦达因、已故前国行总裁嘉化和林西彦，这三人只被认为是“共谋”。

敦达因于1984-1991年担任财长，之后才由安华接任。那时还没有第二财长职，第二财长职是安华被捉以及敦达因第二次辞职后才出现的，而国行炒汇亏损则是自1988年已开始出现，为何安华或涉“欺骗”而敦达因只涉“共谋”？这点就有点不明。

如果当时的正副首相需为国行亏损（欺骗内阁）负责，那已故嘉化身为时任国行总裁岂非罪加一等，需负起更大的责任？

他当年的确因此辞职，RCI调查结果却指他只涉“共谋”罪，虽然死无对证，但说他是“共谋”似乎也不恰当呀。

涉“共谋”罪的时任国行副总裁之一林西彦博士又扮演什么角色呢？根据案情，他曾指示国行会计部经理沙丽哈在1993年的财报作出一些修改（请参阅《上头说不要插手》20170830）。

如果身为时任正副首相的敦马和安华在30多年前发生的国行炒汇案上或涉“欺骗罪”，民众难免也会质疑，那在现在的1MDB丑闻案上，所涉420亿数额比当年的国行炒汇315亿数额还多，有没有人也同样或涉欺骗、失信、共谋等罪呢？是不是同样也要等30多40年后才来成立RCI或开档调查？

从政治角度看，如副首相阿末扎希说的，此举会不会出现反效果，最后反而帮了反对党一把，大选时投同情票？

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在大选在即的当儿，财长首相宣布成立RCI调查当年的国行炒汇丑闻，事有凑巧，在上一回大选的时候，财长首相也成立了一个调查沙巴非法移民的RCI（请参阅《沙巴非法移民调查皇委会避重就轻》20120814以及《这个RCI原来不是RCI》20141204）。

明眼人都看得出，调查沙巴非法移民案乃冲着沙巴当年的M计划造成真假大马卡泛滥事件而来，出人意表的是，调查结果的其中一个结论是：M计划可能存在或不存在。

怎会有如此模棱两可的结论？然后，当局又成立了两个委员会来研究RCI报告（请参阅《州民州领袖又被揾了一大笨》20141208），就这样一拖又是几年。

总之，该RCI的结果就是一个anti-climax，调查了等于什么也没有调查，本州的非法移民和假大马卡仍在持续增长中。最新的大马人口统计不是又将人数上调至3,200万了吗？人口增长最快最高的州，非本州莫属，如今有380万，占总人口12%，是全国人口第二多的州属，仅在雪兰莪之后。

那时成立调查沙巴非法移民的RCI，大家都相信是针对时任首相的敦马而来，结果却是与敦马无关，出乎所有州民的意料之外。

为什么会在那时“放过”敦马？这是一个谜团。

时隔五年，再成立一个RCI调查国行炒汇亏损案，直指敦马和安华或涉欺骗内阁，说服力方面就显得牵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