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支持信」惹的祸

我认同土团青团长赛沙迪（Syed Saddiq）说的，政府必须检讨发出支持信的做法，以杜绝政党和政府官员滥权歪风。

上周，爆出土团党Bukit Bintang区部青年团团长诺希山（Noorhisyam Abd Karim）从吉隆坡市政厅（DBKL）获得80个斋戒月摊位，再转租给小贩牟利。

消息传出，DBKL是接获该区行动党国会议员方贵伦的支持信才批准申请的。

方贵伦回应说，他是出自一番好意才致函DBKL，以协助小贩们获得摊位，但他否认本身有获得任何好处。

诺希山本身也否认有向小贩收钱牟利，也不排除报警以正视听。

根据摊贩们本身叙述，不同人向他们收费，看样子，是这些“中间人”向摊贩们收取“额外”费用，这就要问诺希山本身知不知情。

这里要谈的是“支持信”这个课题，到底有没有发“支持信”这个必要？如果计划是可行的，有关当局批准即是，哪还需YB们的支持信多此一举？如果计划不可行，难道只凭一封支持信，计划就变得可行了吗？

如此一来，岂非容易引人借此贪污滥权，就像DBKL批准斋戒月摊位事件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在上述事件上，就算没有支持信，“中间人”还是能从中牟取暴利的。

说到支持信，到底有多普遍？

1MDB也有前财长首相的一封“支持信”，让它得以向德意志银行取得12.25亿美元贷款（请看《1MDB比PKFZ腐败至少5倍》20170619）。

阿都拉在就任首相不久，也曾签了一封支持信，支持其妻姨参与伊拉克一项“石油换食品”计划，还说政府发支持信是件很普通的事（请看《政府还要发支持信？》20100715）。

但最“出名”的支持信，莫过于PKFZ那四封，分别由时任交长林良实和陈广才所签，银行将那四封支持信当作是政府提供担保，认购了私人公司所发售的债券，结果私人公司无法还债，政府被迫替公司还债，因为当时的总检察长阿都甘尼说那四封支持信具有担保作用（请看《PKFZ：一边拒绝付款，一边担保付款》20091126）。

问题是，部长/YB签发支持信，并不需要先由内阁通过，一旦出事，政府却要履行责任。

所以可以想象，支持信是如何容易的被滥用，就像此次新政府甫上任，就发生了支持信被滥用的情况，若不再制止的话，将来的情况恐怕会更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