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纳吉在1MDB案的4项滥权及21项洗黑钱逾22亿令吉，全部25项表罪成立，纳吉须在12月2日开始出庭自辩。三天后，也就是12月5日，则是居家服刑案上诉的聆审日。

2）这期间，控方传召了50名证人出庭供证，包括前第二财长胡斯尼、财政部前秘书长伊万、前政府首席秘书西迪哈山、前国行总裁洁蒂、1MDB首任CEO沙鲁、次任CEO哈占（Hazem）、首任主席巴克（Bakke）、前董事伊斯米（Ismee）、前CFO阿兹米（Azmi）和前法律顾问吕爱霜（Jasmine Loo，前译卢爱璇）。

3）记录一下，洗黑钱部分包括以支票兑现非法收益，支票接收者包括巫统（2000万令吉）和巫统峇都加湾区部（10万令吉）。

这让我想起纳吉胞弟纳西尔在当CIMB主席期间承认，他曾协助纳吉将4张总值2579万令吉的支票兑现，作为第13届大选的用途，这些支票后来被发现与1MDB资金有关。

纳西尔也是当时反贪会追讨1MDB资金的其中一名对象，当年共有80人/单位被追讨，但在发生喜来登政变，拉蒂法辞去反贪会主席职后，除了已控上庭者，反贪会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后续行动。

4）柯林法官驳斥辩方有关控状有缺陷及重叠性，和证据合法性的说法，指所有控状涵盖了时间地点和日期，纳吉并没有被控状误导，而证人提供的文件都依照法律所取得。

虽然如此，纳吉代表律师沙菲宜事后仍对媒体宣称，案件绝无仅有地接受“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这是不是在质疑法官甚至是诽谤啊？

希望不要像SRC案那样，突然把矛头指向法官纳兹兰，又是没完没了（请看《在虚伪的政治圈里》20220609）。

也让我想起在附加谕令案，法官阿末卡玛（Ahmad Kamal）在驳回纳吉司法检讨申请时表示，证据显示所谓的附加谕令只是“传闻”（hearsay）（请看《Is It Mere Hearsay?》20240704）。

“传闻”岂非等于假证词？在法庭提供假证词，这不是大罪吗？

5）柯林法官在宣读判词时提出了不少强有力的疑点，包括：纳吉身兼时任财长时，为何不曾向有关当局举报刘特佐，也未曾投报1MDB资金被挪用？

此外，当1MDB丑闻爆发，时任主席巴克和CEO沙鲁被公账会传召问话时，公账会主席哈山阿里芬曾吩咐他们如何回答问题，以避免提及纳吉和刘特佐在该案的角色。

而在2013年，稽查1MDB账目的KPMG就曾质疑1MDB在Brazen Sky的23亿美元投资，结果改由Deloitte接手。而之前，EY也基于同样原因拒绝在账目上签名。

法官说，被告在得知上述事情后，就在家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根据1MDB次任CEO哈占的供词，刘特佐当时也有出席该会议。

之后，被告又召开另一次会议，召来KPMG高层佐汉（Johan Idris）等人。后者在供证时表示，他感觉到被纳吉“威胁”，指示他们必须接受有关账目。

相信法官要带出的是，如果被告说对1MDB资金被挪用一事不知情，公账会主席哈山就不会要求巴克等人不要提及纳吉和刘特佐两人，以及不会强求KPMG在1MDB账目上签名。

投资在Brazen Sky的23亿美元资金，就是1MDB汇给沙地石油的18.3亿美元，被指“增值”到23亿美元，便是当时被时任CEO阿鲁和第二财长胡斯尼等人声称被转为“单位”的投资，其实根本已没有这笔资金，因为早已被辗转挪走，KPMG才会提出质疑（请看《1MDB 23亿美元一毛不剩》20200703）。

6）至于来自“沙地捐款”的说法，法官指出，吕爱霜在供证时说，是刘特佐指示记国添写的，她也看到后者准备有关信件。这点之前已经提过，不是来自沙地王室的签名。

7）法官说，该笔声称来自沙地的6.81亿美元（即当年的26亿令吉）其实是汇自刘特佐亲信陈金隆在邻国Falcon银行的Tanore户口，而后将剩余的6.2亿美元汇回去的也是陈金隆的同一个户口。这点可以在美国司法部的诉状得到证实（请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20161012）。

8）法官也指出，身为首相、财长以及1MDB顾问主席，纳吉是所有决定的终极决策者（ultimate decision maker），不能说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