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说他身患重病,但见他出庭时手拄着拐杖缓慢行走,精神良好。
苏伯是当年反贪会通缉的三名人士之一,另两人是聂费沙和刘特佐。
在苏伯第一天的证词,发现有不少不解之处。
他向高庭表示,当1MDB丑闻在2015年爆发,他原本准备向反贪会投案,却在最后时刻收到一通自称是反贪会官员的电话,叫他不用过去,还要他赶快离开大马,但他完全不知道对方是谁。
既不认识对方,有可能对方也不是反贪会的人,而是有人怕真相败露,因此叫人阻止苏伯向反贪会自首。
他承认当时他感到害怕,因此和妻子逃到曼谷住了一个月,遇到一名泰国人,对方安排他和妻子飞往阿布扎比住了一个星期,然后回到曼谷,之后再返回大马。
苏伯说他害怕是因为纳吉,因为那时前总检察长阿都干尼被撤职,跟着发生了连串大逮捕行动,做为SRC董事和Gandingan Mentari股东之一,苏伯肯定知道不少内幕,说不害怕就假。
那位泰国人是谁?苏伯应该不是偶然遇见他,为什么轻易就相信他,接受他安排飞到阿布扎比,不是到其他地方去?一个星期在阿布扎比,苏伯在那里干了什么?是不是和IPIC/Aabar的主席和CEO会面,若会面彼此又谈了什么?
苏伯在曼谷一个月,阿布扎比一个星期,之后就悄然回来大马,即是说除了那一个多月时期,其实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国内,相信还是住在自己的老家,并没有如媒体报道般的逃亡海外。
既然大部分时间在国内,他又是受通缉人物,为何反贪会没有找上门?
我的猜测是,在他滞留曼谷和阿布扎比的那一个多月,反贪会内部已经换了人,一切有关1MDB/SRC的调查已被停止,苏伯才被允许回来的。
而在去年509大选过后,他说聂费沙曾再次打电话给他,叫他第二次离开大马,以避开当局调查。
苏伯说,这次他拒绝了聂费沙的建议,坚持留在国内,因为换了政府,他愿意协助新政府进行调查。
调查当局之前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些受通缉人士都已逃到国外,因此无法进一步深入调查。如果苏伯大部分时间留在国内,相信聂费沙也一样,并没有躲在国外,一直到509大选,否则那时候他不会致电苏伯叫他离开。
古龙不曾说过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聂费沙虽然受到通缉,但他那时有强大势力的保护,有恃无恐。
之前也提过,有人曾在东马看见过他(请看《因1MDB被禁出国的12人》20180518)。
苏伯透露,SRC向KWAP取得的40亿令吉贷款,逾90%都花掉在各项投资(multiple investment)上,只剩4亿令吉在公司银行户口做运营开销及国内投资。
他说,有一笔2.5亿令吉是拨给作为履行SRC企业社会责任(CSR)臂膀的Ihsan Perdana,但Ihsan Perdana董事经理三苏上个月供证时却说,没有收到这笔资金。那这笔资金去了哪里(请看《汇款不知收款人是谁》20190520)?
此外,SRC将4,000万令吉投资在Bukit Jalil产业,后来以6,500万令吉卖给子公司Gandingan Mentari。
苏伯和聂费沙是Gandingan Mentari的两位“受委”股东,“受委”因为不是真正股东,只是nominees而已。
当年纳吉私人户头的不明汇款,即是通过Gandingan Mentari和Ihsan Perdana1从SRC辗转存进去的(请看《点指兵兵》20150724)。
苏伯供证的第一天即揭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下一次复庭是在7月1日,相信到时会有更精彩的爆料。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494680/%E3%80%90%E6%89%93%E9%96%8B%E5%A4%A9%E7%AA%97%E3%80%91-%E5%8F%97%E4%BF%9D%E8%AD%B7%E8%AD%89%E4%BA%BA%E5%AE%B3%E6%80%95%E7%B4%8D%E5%9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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