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明超市算是连锁经营模式吗？

根据昌明基金会发布的FAQ，有意开设昌明超市的商家须缴付授权费（licensing fee）和特许费（royalty），作为该基金会为加盟商提供的培训、支持、绩效监控、系统管理及供应链开发等。

FAQ未注明授权费和特许费的金额。担任基金会主席的内贸副部长傅芝雅透露，申请者仅需付一次性3万令吉授权费、每年5000令吉续约费及每月2000令吉服务费，但它不是特许经营权（franchising）模式，而是一个授权架构，采用公共-私人-社会合作（PPSP）模式，不存在所谓收取特许经营费或加盟费的说法。

但多名律师表示，昌明超市虽未使用“特许经营”标签，实质上它仍是依据特许经营模式，符合《特许经营法令》（Franchise Act）中所定义的多项特许经营标准，必须依法注册受到管制。

傅芝雅不认同，说昌明超市不需要缴付特许费（royalty），所以不算是franchising。

等一下，明明昌明基金会的FAQ注明有意加盟的商家须缴授权费（licensing fee）和特许费（royalty），傅芝雅却说没有特许费（royalty），岂非自相矛盾？

除了是否franchise，另一争议是昌明基金会与政府部门或存在利益冲突，如拉菲兹说的，三名信托人皆为公正党领袖，一旦公正党不再是执政府，该基金会该归新政府还是公正党呢？前首相伊斯迈的大马一家基金（YKM）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昌明基金会经理路迪（Lutfi Mohd Ariffin）驳斥说法，指超市没有用到公帑，董事也无个人利益或分派利润，所以没有利益冲突，但他未解释，为何信托人皆来自单一政党。

除了傅芝雅透露的加盟成本，路迪表示，申请者也需支付库存15万令吉、装修与设备成本22万令吉、一次性的顾问费2万令吉，整体启动投资最高可达42万令吉。

原本我还以为，昌明超市是为了鼓励一般商家申请加盟，但如此高昂的成本，这还未算入每月的薪金租金水电等费用呢！

陈文龙起诉Bestinet创办人阿米努

商人陈文龙就企业黑帮指控，起诉Bestinet创办人阿米努（Aminul Islam Abdul Nor）。

此人是何方神圣？他大有来头，政府透过其公司开发外劳集中管理系统（FWCMS），每年处理上千万移工来我国的申请程序，是个争议性人物；曾面对洗钱及勒索指控，孟加拉警方曾以涉嫌洗钱及贩卖移工，要求大马引渡他及其伙伴鲁胡阿敏（Ruhul Amin）两人。

陈文龙声称，自己并非所谓企业黑帮一员，阿米努才是核心人物，企图以黑帮手段劫持NexG，滥用权力及影响力，对公司管理层及股东施压，甚至利用警方反洗黑钱与反恐单位作为其施压与胁迫的工具，而他是受害者，被蓄意指控以误导当局与公众的代罪羊。

他表示，在适当的法律框架下，如透过皇委会，他愿意披露他所知道的相关资讯。

至于他要某公正党国会议员归还他一笔950万令吉，称对方未将钱交给企业黑帮，没有替他解决问题一事，陈文龙没有透露是否已取回这笔钱，也未公布这名议员的身份，反而是向阿米努提告，让人出乎意料。

换言之，所谓企业黑帮所牵扯的人物比你我想象的还多，警方仅能专注在调查陈文龙是否洗黑钱。

因不满媒体有关外劳的报道，阿米努两个月前也起诉了彭博社、The Edge和当今大马等媒体，个人包括拉蒂法和拉菲兹等10造，向他们索偿超过10亿令吉。

起因是彭博社曾在一月发表一篇报道，《人人分一杯羹，外劳付出代价》（Everyone Gets a Cut, and Migrant Workers Pay the Price）以及跟进报导，阿米努声称，该报道具诽谤性，将他及其公司跟人口贩卖、洗黑钱及贪污行为牵扯起来，涉嫌欲阻政府使用其外劳集中管理系统（FWCMS）。

《今日自由大马》报导，彭博社申请撤销有关诉讼，声称它并未在今年一月发布该文章，相关网站由美国纽约Bloomberg LP管理，法庭择定在6约26日聆审有关申请。

而根据当今大马报道，阿米努也在杜拜拥有房地产。

双威献购IJM告吹

双威以每股3.15令吉收购IJM计划案，因未能取得过半股权支持，以失败告终。

根据报道，双威只取得33.43%股权接受率，未跨越50%门槛，主要是持有IJM显著股权的几个GLIC：EPF、PNB及KWAP皆不接受献议，它们分别持有20.5%、12.9%及9.6%，合共43%的IJM股权，其他持有股份的GLIC还有朝圣基金和Amanah Jaya等。

此献购案告吹，很大因素是被人种族化及政治化。双威老板谢富年表示，他最初与EPF等机构会面时，反应是非常积极的，几天后，网媒却出现“非土著接管土著企业/国家策略资产”的指控，随后就出现反贪会调查IJM 治理问题的新闻，情况就开始变了。

记得当时率先提出质疑的就是阿克玛，说上市土著公司本来就有限，如果收购交易成功，将削弱土著利益。此外，马来商人及工业家协会更促请首相安华介入，以防止出现“历史性的政策失误”。

IJM算是土著公司吗？其创办人其实是华人，目前的管理层也多是华裔，所谓的土著股权来自GLIC，但严格来说，EPF能列为GLIC/土著公司吗？

离奇的是，在双威提出献议后一周，反贪会突然宣布调查一宗IJM约25亿令吉洗钱的指控，冻结55个相关银行户头，两名高层被传召问话，据称是公司主席陈文成和公司顾问。

报道称，调查可能涉及股价操纵，并可能影响对IJM的收购计划。这个timing，也真的太巧合了。

当时NexG的股权争夺战沸沸扬扬，而后还爆出关于反贪会与企业黑帮的指控，让人怀疑甚至误以为针对IJM的调查，是否也与所谓的企业黑帮指控有关？

调查进行了两个月，反贪会突然改口宣称，调查仅限于数名与IJM有关的个人，没有涉及公司本身。为什么开始时不说？

Madani Mart 抄袭 KR1M？

上周末，首相安华为首家“昌明超市”（Madani Mart）开张主持开幕，引来不少朝野人士以及民间的质疑，这不是抄袭纳吉时期的一马商店（KR1M）概念吗？

在当年的一马时期，从2011年开设到2017年，全国共开了185家KR1M商店，后来被时任副首相阿末扎希揭发，指KR1M虽有政府津贴，一些KR1M商店的物价居然还比市价贵，就这样，政府中止了KR1M商店的合约（请看《KR2M 》20170807）。

2018年，政府重启KR1M 2.0计划，换了合作伙伴，有51家商店投入运作，预计一年内开300家，三年内开3000家，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几个月后就遇上509大选换政府，KR1M也跟着关门大吉了（请看《KR1M 2.0开张大吉》20180206）。

昌明超市被指抄袭一事，副内贸部长傅芝雅极力否认，说这是和商家携手推动的一项社区零售计划，商家可借助独立操作的昌明基金会的供应链开展业务，政府没有在此计划上花一分钱。

原来还有个昌明基金会。马青总秘书苏仪芳表示，该基金会的架构本身已引发严重疑问，基金会主席是傅芝雅，她除了是副部长，也是党总秘书，两名董事兼创办人：一是安华的首相署政治秘书法汉（Ahmad Farhan Fauzi），另一人是安华的财政部政治秘书兼公青团长卡米。

苏仪芳问，一个由副部长担任主席、董事成员又与首相及财长政治团队高度重叠的基金会，如何可以当作“独立机构”看待？董事如何任命？基金会的资金从何而来？

正在坐牢的纳吉借机说明当年成立KR1M的初衷，便是提供给人民多一个较低价的选择，却有人说他不好，而在他下台后，人民的日子过得更苦。

可以说，昌明超市是政府前年起推动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Jualan Rahmah MADANI）的延申，昌明基金会也是在那年成立的，财政部为该年的促销活动拨款3亿令吉，去年加码至6亿令吉。

副财长林慧英当时透露，接到许多店家投诉，说生意严重受到影响，而其实任何店家都可以申请参加的。

根据报道，有意开设昌明超市的商家需向基金会缴付授权费（licensing fee）和特许费（royalty），作为基金会为加盟商提供的培训、支持、绩效监控、系统管理及供应链开发等。

不像之前的昌明慈悯销售计划，政府从3亿增至6亿令吉的拨款作促销活动，根据傅芝雅的说法，昌明超市计划不花政府一分钱，反之还可从中赚取授权费和特许费，但，鉴于其主席是内贸副部长及两名董事是财长兼首相的政治秘书，不能说它是个独立的基金会。

拉菲兹更指出，三名信托人皆为公正党领袖，或将因此带来风险。

我就想到一个可能性，一旦公正党不再是执政府，该基金会该归新政府官吏，还是公正党呢？不要到时出现不必要的争议。

就好像伊斯迈沙比里出任首相时以大马一家作口号，成立大马一家基金（YKM），着重在“儿童尤其是孤儿的福利和社会发展”，由首相署的共享繁荣传递单位（SEPADU）管理，伊斯迈以首相身份担任顾问，其政治秘书阿努亚尤努斯（Anuar Yunus）出任CEO（请看《一个大马一家人》20210823）。

昌明政府上台后，伊斯迈沙比里突被指在任相期间涉贪1.7亿令吉现金和金条，答辩人包括其政治秘书阿努亚。5个月后，案情峰回路转，两人未被提告，伊斯迈只需把1.7亿令吉赃款归还给政府，过往不究，一切当作没事发生。你说奇怪不奇怪（请看《伊斯迈沙比里是第二答辩人》20250709）？

当媒体问起大马一家基金情况，伊斯迈回应基金会仍然存在，且接受公众捐款，继续帮助国内孤儿。

咦，成立初时，不是由首相署的SEPADU单位管理吗？为甚么伊斯迈卸任后，基金会却变成了伊斯迈的基金呢？

我上网查阅，原来SEPADU在昌明政府上台后就跟着解散了。

希望昌明基金会不会。

未查反贪会官员

阿占转述警方说法，说针对企业黑帮指控的调查，没有迹象显示有反贪会官员涉案。

但就如之前说的，警方的反洗黑钱组（AMLA）自去年10月起调查陈文龙，而彭博社有关官商勾结的报道是在上个月，要查这一部分，应该是由JIPS（廉正及标准执行部）负责的吧？

这就让人不解了，如果警方只查商人洗黑钱，未查反贪会官员，意即那应该是两回事，法米也说是两项不同的调查，为什么特委会的调查报告，须等洗黑钱的调查完成，报告再经内阁讨论后，才能正式对外公布呢？

阿占强调，所谓的企业黑帮并不存在，他们是主导着“系统性犯罪”的“企业罪犯”，利用在合法的框架下规避执法，同时获得专业人士支持，当局一旦接获投报，必将对他们依法调查。

他说，“企业犯罪”涵盖多种罪行，包括欺诈、贪污、滥权、股权操纵、误导投资者以及逃税等，因此，反贪会、警方及税收局等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此类罪犯。

他意有所指地提醒反贪会官员们，即使面对批评和诽谤，因为总有人对他们严厉执法感到“不适”，蓄意散播虚假且毫无根据的言论，因此，必须坚守立场，持续以诚实、勇气和专业态度，捍卫诚信，履行人民赋予的任务。

他说：廉正是我们的根基，纪律是我们的力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重任。

他甚至告诉其官员们，反贪会是国家的“最后把关者”（the last gatekeeper），要做的不仅是调查贪腐案，更要切断整个侵蚀国家体系的犯罪链，若懈怠不想工作的话，大可辞职走人。

大家对阿占超额持股这起事件，又有什么看法呢？

80岁DNAA,，因为不适合审讯?

大家记得拉菲兹曾在2022年爆的濒海战舰（LCS）丑闻吗？他那时揭露，LCS利用一家在马耳他注册的假公司，将一笔1.92亿令吉资金转移到海外，又虚报2337万令吉付款给供应商提供的虚假地址等等（请看《她不是我老婆》20220823）。

其实，LCS的丑闻不止于此，自2011年与政府签订合同以来，成本从60亿令吉增至后来112亿，战舰从原本的6艘减至5艘，至今只完成1艘，项目成本可能已严重不足，需要重估。

而后，大马皇家海军前司令兼宝实得海军造船厂（BNS）前董事经理阿末南利（Ahmad Ramli Mogd Nor）在LCS建造工程被控3项失信2108万令吉罪名，却在三年后获判DNAA。

原本被告要求撤销其3项失信控状，但被高庭驳回，谕令案件交回地庭审理。

地庭法官苏珊娜（Suzana Husin）于去年裁决，在考虑了双方陈词及被告的医疗报告，认为80岁的被告不适合接受审讯，因此判他DNAA，并退回50万令吉保释金；那2108万令吉的赃款呢？

会提到此案，因为让我想到，敦马和已故敦达因能不能以同样理由，申请撤销对他们的控案？敦达因在2024年去世时84岁，敦马现在也100高龄，他们是不是也可以以年龄或精神或身体健康为由申请撤控或DNAA？

敦达因虽已去世，总检察署仍继续申请冻结并充公夫妇及家属名下未经申报，数十甚至可能上百亿的海内外资产（请看《达因逝世被判无罪》20241124）。

同样，纳吉和罗斯瑪仍有数起控案缠身，要是这些控案拖到他们80岁，他们是否也能以同样理由申请DNAA呢？

走笔至此，我忽然也想起，怪不得很多VVIP在被控上庭前都会突然生病或入院，或坐轮椅受审，其原因都是一样的；一旦获释或DNAA，他们不都立刻生龙活虎起来吗？

查陈文龙洗黑钱

总警长秘书处反洗黑钱罪案调查组（AMLA）主任法兹里山（Fazlisyam Abdul Majid）透露，警方自去年10月开始调查企业黑帮，至今已向41人录供，当中没有反贪会官员，因为没有迹象显示有反贪会官员涉及。

报道指出，经过8年的搜证，AMLA在去年10月展开的“维京行动”（Op Viking）中逮捕陈文龙等10人，冻结逾4.7亿令吉资产助查，并在反洗黑钱法令下进行调查。

所以所谓的企业黑帮早在8年前就存在了，那该是2018年吧？

法米质问，为何前朝政府没有采取行动？

但警方不是说那时就已开始搜证了吗？而且，2018年是国阵和希盟政府的交接期，这样说来，两个政盟是不是都有责任？两者也是现在的昌明政府啊！

如果说警方8年前就已着手调查，那早前指警方是在特委会调查阿占持股报告出炉后，才对“企业黑帮”指控展开调查的说法，就不准确了（请看《我也是受害者》20260318）。

而且，彭博社除了报道企业黑帮的存在，反贪会官员与企业黑帮勾结才是更严重的指控，报道还提到了几名高官的名字，警方是不是该传召他们录供呢？

警方的“维京行动”是在去年10月开始的，调查的是洗黑钱，彭博社的报道是在上个月，揭露官商勾结部分，且涉及同一个集团，警方应该一并调查才是。

法米有提到，执法机构持续展开调查，包括针对一家国际媒体指控陈文龙涉嫌滥用反贪会进行企业操控的说法。

法米未说是哪个执法机构，不是警方的AMLA，因为AMLA仅查洗黑钱，可能是JIPS（廉正及标准执行部）吧？

注意到法米指陈文龙涉嫌滥用反贪会进行企业操控，意味着反贪会官员被陈文龙利用滥用，未提是否存在“官商勾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