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和追回资金是两回事

继SRC案司法检讨之后，又有一宗涉及纳吉的控案正式登场，便是他与前财政部秘书长伊万齐齐在2018年11月被控的六项失信罪的IPIC案，涉及款项达66亿令吉（请看《前财政部秘书长伊万陪同纳吉被控》20181101）。

原订在昨天展开审理的IPIC案却出其不意的出现转折，总检察署以“最新发展”为由，申请延后审讯，高庭择订在5月29日重新过堂，让总检察署是否决定撤销控状。

是什么“最新发展”呢？便是IPIC与子公司Aabar在今年2月与我国在英国伦敦仲裁庭（LCIA）和伦敦高庭达成协议，同意支付18亿美元给我国政府，但没有提到汇去假Aabar公司的35亿美元，是否也应该一并归还（请看《谁还在意1MDB？》20230301）。

纳吉和伊万面对的六项失信控状如下：

1）2016年12月21日，两人失信受托掌管的12.6亿令吉政府资产（东铁项目）。
2）2016年12月21日，两人失信受托掌管的6.5亿令吉政府资产（SSER）
3）2017年8月3日，两人失信受托掌管KLIA管理开销的2.2亿令吉政府拨款。
4）2017年8月10日，两人失信受托掌管BR1M援助金的13亿令吉政府拨款。
5）2017年8月23日，两人失信受托掌管的19.5亿人民币（约马币12.6亿令吉）政府资产（东铁项目）。
6）2017年12月18日，两人失信受托掌管的20亿令吉政府资产（国行向财政部买地）。

两人其实在去年曾要求高庭在此66亿失信案宣判DNAA，即获释但不代表无罪，高庭驳回了他们的申请。

当时就觉得滑稽，通常被告者都声称自己无罪，何以两人是申请DNAA不是申请宣判无罪，岂非不打自招？换句话说，是不是只要获释，他们就愿意认罪（请看《DNAA很好用》20220308）？

根据控状，他们涉及挪用共66亿令吉以偿还阿布扎比IPIC的债务，也就是说，用来替1MDB还债，包括在2015年向IPIC借贷的12亿美元，连同IPIC声称没有收到的35亿美元（因为汇去了假Aabar，但现在我们知道假Aabar也是IPIC高层共同策谋的骗局），加上未付及代缴利息，IPIC向1MDB总共追讨65亿美元。

纳吉一直声称没有动用公款替1MDB还债，但上述控状显示，通过其他项目和名堂，政府的确有替1MDB还债。

总检察署是否能以IPIC答应支付18亿美元作为撤销对纳吉和伊万的控状？这点值得争议。

情况就与高盛的赔偿一样。高盛虽与我国政府达成39亿美元和解赔偿，25亿美元以现金支付，另担保归还14亿美元的1MDB资产，过后却以阿马银行已缴付28.3亿令吉罚款，以及KPMG和Deloitte各自支付的逾三亿令吉和解金为由，要求从它所担保“归还”的14亿美元资产中扣除。但那不是两回事吗，怎能混为一谈？

前第二财长佐哈里日前就在国会指出，高盛与我国达成的和解协议，根本不足以弥补1MDB的损失。

伊万和1MDB前CEO阿鲁还面对1MDB在2021年的诉讼，寻求66亿美元赔偿，指两人导致公司向沙地石油支付了18.3亿美元，却被转换为Brazen Sky的股份，再转换为Bridge Global对冲基金的投资，但这些投资毫无价值，因为它们并不存在，资金早就被挪走。

大家对18.3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否很熟悉？它就是国行当年以1MDB未提供正确资料，“偏离原有用途”为由，要1MDB把资金汇回国，但阿鲁却答说资金早已耗尽，无法将资金汇回来（请看《18.3亿儿戏三年玩完》20151019）。

Bridge Global其实是Brazen Sky的子公司，Brazen Sky据称又是1MDB的子公司，它再通过Bridgerock Investment支付管理费给Bridge Partners以管理这批资金。

但现在有足够证据显示这些都是刘特佐在岸外成立的公司，1MDB资金通过这连串错综复杂的架构团团转，让外人难以追踪源头和去处，而这些公司背后的持有人都是同一批人（请看《到头来还是政府在还债》2016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