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庭法官再尼马兹兰（Zaini Mazlan）裁决，控方无法提出可靠证据，证明前首相纳吉明确指示修改1MDB稽查报告，也没有证据显示1MDB前CEO阿鲁是同谋或须对影响1MDB的问题负责；两人表罪不成立。
在篡改1MDB报告案，纳吉被控利用职权纂改1MDB稽查报告（1MDB audit report tampering），阿鲁则被控以教唆罪（abetting）。
再尼法官说，纳吉只是担心稽查报告被政治化，修改1MDB报告是依据阿鲁所提供的文件，并经过前总稽查司安比林的判断和同意。
根据案情，2016年2月24日，纳吉在首相署的一次会议指示修改稽查报告内容，总稽查司安比林当时在场，其他高官还有前国家首席秘书阿里韩沙、前反贪会总监祖基菲里和纳吉机要秘书苏克里。
被修改的报告有五大部分被删除，如下：
1）报告提到刘特佐数次出席1MDB会议，因被认为太敏感，刘特佐的名字在报告里完全消失。鉴于有证人作证，纳吉最后还是承认刘特佐出席1MDB会议，却说他是代表联营公司沙地石油的土其王子（Prince Turki）（请看《纳吉终于承认刘特佐出席1MDB董事会议》20181126）。
2）在1MDB呈交给公司委员会（SSM）、财长机构和银行的2014年财报，第4.2段落与原版的财报内容有异。法官说，纳吉对此似乎不知情。
3）IPIC和1MDB为Edra能源发行的17.5亿美元债券提供担保，但1MDB的字样被删除；
4）泰国CGSP和新加坡ACME，据称是刘特佐的公司，在转手买卖债券时赚取了7,400万美元牟利。这段被删除（请看《1MDB前传》20190131）；
5）纳吉觐见时任国家元首也是登嘉楼苏丹的段落被删。根据前登州大臣赛益爆料，因苏丹拒付上述债券的高昂成本，联邦才“接管”原本属于登州的投资机构（TIA），易名为1MDB（请看《阿末赛益最高兴》20160426）。
请注意再尼法官没有否认稽查报告被“修改”（amended），但不是“篡改”（tampered），因为被修改的是“第一份报告”（first audit report）。
法官的意思，应该是如辩护律师沙菲宜说的，修改的是未完成不是最终（final）的稽查报告，因此并无不可。
法官说，所修改或删除的部分经总稽查司安比林批准（authorised），公账会也公开讨论过，在他看来，修改稽查报告乃经过总稽查司的判断与同意，他无畏无私地履行他的职责，没有证据显示他被迫参与会议或修改报告，因为他保留最终的决定权（retain the ultimate discretion）。
法官指的会议，便是纳吉在2016年2月24日首相署召开的会议，经过数人讨论，最后同意删掉上述的五大段落，以免“被政治化”。
言下之意，法官的意思似乎是，总稽查司虽有出席上述关键会议，众人同意做了修改，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稽查司自己。
但法官也提到，总稽查司因为需要重做报告而恼火（irritated as he has to redo the report）。安比林可能还是不情愿的，不然怎会“恼火”？
安比林是此案的第六名证人。他在法庭供证时称，时任首席秘书阿里韩查在会议上声称为了捍卫纳吉的声誉，叫他把他的意见从报告里删除。
让我想到，在SRC案和1MDB案供证的证人们，几乎每位证人都不约而同表示，“上头”的指示，不管是暗示或明示，都不能或不敢不从。
但安比林的接任者玛蒂娜供证时证实，与她保留的原版报告比较，所公布的报告有数个段落被删除或修改，也因如此，原定在该年2月提交给公账会的报告延迟至3月才提交（请看《阿鲁转为证人》20200615）。
安比林却说绝无此事，坚持报告内容属实，因只有他拥有绝对的主导权。
交到公账会时任主席哈山时（就是说cari makan的那位），他又删除了两段句子才交给其他成员，这是潘俭伟说的，哈山后来才承认（请看《稽查报告和公账会报告都被改过》20181128）。
也因该稽查报告被列为机密文件，又害拉菲兹被控罪成而无法在509的大选参选（请看《1MDB稽查报告第98页》2016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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