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玛收心养性？

同是行动党议员的俞利文不认同潘俭伟的说法。诚如昨天说的，FV不是新公司，在国库和PNB注资之前，就已连续5年亏损，可见经营不善，不能仅归咎于市场问题，这已是个警示讯号，两大官企仍然分别投入2700万和2000万令吉资金，这样的投资肯定属于“高风险”，果然，短短6年后，便以区区310万令吉卖掉。

俞利文指出，两大官企只投入资金，但没有安排代表进入FV董事会，因此缺乏问责与监督机制。国库曾将公司估值为3亿令吉，这或有可能被过于高估。

潘俭伟说，FV本就属于高风险投资，失败几率比成功比率大，在所难免，比如在10项投资当中，3到4项会失败（例如FV），3到4项能回本，只有2到3项会赚钱。

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以讽刺的语气揶揄两家官企，明知注定会失败还是要投资，因他接着就取笑，有人甚至建议成立RCI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指名道姓，此人就是阿克玛。

你一定很意外，专门针对种族课题爱当民族英雄的阿克玛，突然收心养性做起正经事，说因为涉及公帑，促请政府成立RCI彻查FV事件，以向人民交代。

他还特别感谢安华首相，因后者保证不会干预反贪会的调查。Hmm，难道他和潘俭伟掉换了角色？

阿克玛也提议RCI彻查国家农民组织（Nafas）。该组织被指在一项总值18亿令吉的稻米肥料合约分配和供应上，存在垄断利益关系。

根据报道，有关合约为期30个月，Nafas负责生产稻米肥料，并将之分发给全国稻农。

Nafas分别向5家公司直接购买稻米肥料，及向4家公司购买原料自行生产。反贪会调查当中是否存在贪污及滥权行为。

根据一个总值6000万令吉的肥料采购合约，反贪会逮捕了2名前总经理助查。

每项投资都必有风险

鉴于国库和国投，两大GLIC投资服装电商FV导致亏损4390万令吉，引起民间质疑，当中有否猫腻。反贪会已着手调查，并表示，攸关公共利益，这项调查十分重要。

如卡迪加欣说的，GLC的失败投资何止一家。FV的亏损会格外引人注意，我想是因为创FV的网红夫妇时常在社媒高调炫富，难以相信原来公司连年亏损。

早在国库国投在2018年注入资金之前，FV已经连续5年蒙受亏损，非如两人说的是因为疫情所致。

根据《新海峡时报》引述SSM文件指出，从2012年的17万令吉亏损，到了2017年已达1070万令吉，2018年更倍增至2019万令吉，我国是在2020年才实施MCO的，可见公司的亏损完全与疫情无关。

虽然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但很奇怪的，2012年的负资产40万令吉，到了2017年变为净资产124万令吉，总资产增长300%至1470万令吉，对比总负债增100%至1170万令吉。

国库和国投是在2018年分别注资2700万和2000万令吉。2017年的账目，是否为了获取国库国投的资金而突然改善？那就不得而知。

国库投资FV的原因，是为了推动“本地科技企业加速进入电商领域”，国投则是“推动土著数码零售企业”。我很好奇，服装电商可以被称为“科技企业”吗？如果可以，那些网红直播不都也算是科技企业？他们符不符合申请国库投资的条件呢？

国投透露，根据FV当时的预测，公司未来3年的年收入增长将达到60%，结果事与愿违。

而且从报道看来，公司在获得两大GLIC的资金后，以电商生意受疫情影响为由，转而扩大及装修其实体店面，这不与国库及国投“加速进入电商领域”的意愿背道而驰吗？

但出乎意料，在各界对两大GLIC投资FV失利大肆挞伐的当儿，潘俭伟独持异议，称“风险投资”（capital venture investment）多数会以失败告终，不必过度苛责。

一时让我以为这是假新闻。如果多以失败告终，投资方是不是更应该严谨？更何况FV当时已成立数年，业绩一直欠佳，这样的投资风险是否博得过？

当然这些质问都是事后孔明。每一项投资，都必有风险，也许每个人对可以接受风险的程度和定义，都有所不同吧？

GLC的失败投资何止一家

上周提到国库和国投投资一家时装电商Fashion Valet（FV）亏损4390万令吉，课题继续发酵，如今反贪会已说要介入调查（请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20241030）。

FV创办人夫妇表示为公司亏损负上全责。他们负责的方式很奇葩，便是以道歉辞职。这能算是负责吗？

他们分别辞去CEO和执行董事职。根据资料，法扎鲁丁（Fadzarudin Shah Anuar）仍持有公司17%股份。

根据两夫妇的解释，他们是因为在疫情时期销售量大跌，因此将电商平台结业，专注在本身品牌dUCk和Lilit两家实体店，并为进行装修这些店铺而投入了大量资金，导致出现面对现金流问题。

这很让人困惑，不是说疫情期间，网购生意一片大好，这家电商生意不起反跌，而实体店的生意会比网卖生意好吗？

这边也令人混淆，本身品牌的实体店装修，那装修费用何来？稍后说实体店也在FV名下。所以，实体店到底是两夫妇的个人生意还是FV的子公司？

国投表示，FV的投资完全用在公司业务上，没有分配给任何股东，包括创始人夫妇。

国投便是国家信托基金（ASB）的管理者，因此引起民众担忧，他们的ASB基金会不会受到影响？

国投赶紧澄清，国投用的是来自原有的资金，不是来自ASB，不会影响到基金价格。

但国投对亏损部分的解释叫人难以接受。文告说，国投持有FV股份比例较小，且已做了充分风险准备（provision），应该从全面的财务表现看，国投管理3370亿令吉的投资组合，去年即实现了164亿令吉的投资收益。

意即大家应该看国投的整体表现，而非聚焦在FV的亏损。

资深媒体人卡迪加欣（Kadir Jasin）驳斥道，国投的失败投资何止FV？当年投资沙布拉能源（Sapura Energy）26.7亿令吉，公司市值如今仅剩5.6亿令吉，国投不仅没有从沙布拉投资获利，反而还背负了一身债（请看《纳吉对Sapura了如指掌》20220331）。

不知大家怎么看？

愿当纳吉的马仔

凯里在其《出去一下》podcast节目透露，其实，在他当青体部长期间，他曾私下找过纳吉，劝告他对付刘特佐，但纳吉不为所动，还说刘特佐是个合法的商人。

纳吉在其道歉信指称被刘特佐蒙骗，但凯里指出，纳吉不仅没有对刘特佐采取行动，还下令内阁成员们停止讨论任何与1MDB相关事宜，说他会以首相兼财长身份全权处理。

凯里说他私下会见纳吉，所以他到底有没有就1MDB案劝告过纳吉？只有纳吉可以对证。

但我记得，在509大选国阵败阵后，凯里曾经马后炮，说他为了捍卫纳吉，后悔没有说真话；纳吉也回应他说，凯里当时应该直接告诉他，他是不会去对付那些跟他意见不合的人的。

从纳吉当时这段话，凯里曾不曾劝告过纳吉？就让大家自己去下定论。

但纳吉也没有说真话，因为当时警方反贪会总检察署发生翻天覆地的人事大变动，许多人几乎在同一天被炒被调职被退休，包括慕尤丁沙菲益和慕克里在内，他却说，他不会对付那些跟他意见不合的人。

获得希盟政府复职并坐正的时任反贪会主席苏克里说，只有三名内阁部长曾针对1MDB案发言，应该就是慕尤丁等三人（请看《1MDB的26亿和SRC案是真的》20180523）。

总之，可以证实，凯里从未公开针对1MDB案发言，反之，他还曾被前法律部长再益公开数落，说他身为内阁第二最有学历的部长，竟然说出“宁当马仔（macai），也要支持纳吉”的话（请看《一号官员的马仔和smart Alec》20160818）。

据称当年最有学历的是贸工部长慕斯达法，他是经济发展硕士，凯里是牛津生，后在伦敦UCL读硕士。

那时1MDB丑闻已经曝光，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将纳吉形容为大马一号官员（MO1），凯里仍公开表态宁当马仔也要支持纳吉，如果私底下他又劝告纳吉，是不是自相矛盾？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纳吉在1MDB案的4项滥权及21项洗黑钱逾22亿令吉，全部25项表罪成立，纳吉须在12月2日开始出庭自辩。三天后，也就是12月5日，则是居家服刑案上诉的聆审日。

2）这期间，控方传召了50名证人出庭供证，包括前第二财长胡斯尼、财政部前秘书长伊万、前政府首席秘书西迪哈山、前国行总裁洁蒂、1MDB首任CEO沙鲁、次任CEO哈占（Hazem）、首任主席巴克（Bakke）、前董事伊斯米（Ismee）、前CFO阿兹米（Azmi）和前法律顾问吕爱霜（Jasmine Loo，前译卢爱璇）。

3）记录一下，洗黑钱部分包括以支票兑现非法收益，支票接收者包括巫统（2000万令吉）和巫统峇都加湾区部（10万令吉）。

这让我想起纳吉胞弟纳西尔在当CIMB主席期间承认，他曾协助纳吉将4张总值2579万令吉的支票兑现，作为第13届大选的用途，这些支票后来被发现与1MDB资金有关。

纳西尔也是当时反贪会追讨1MDB资金的其中一名对象，当年共有80人/单位被追讨，但在发生喜来登政变，拉蒂法辞去反贪会主席职后，除了已控上庭者，反贪会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后续行动。

4）柯林法官驳斥辩方有关控状有缺陷及重叠性，和证据合法性的说法，指所有控状涵盖了时间地点和日期，纳吉并没有被控状误导，而证人提供的文件都依照法律所取得。

虽然如此，纳吉代表律师沙菲宜事后仍对媒体宣称，案件绝无仅有地接受“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这是不是在质疑法官甚至是诽谤啊？

希望不要像SRC案那样，突然把矛头指向法官纳兹兰，又是没完没了（请看《在虚伪的政治圈里》20220609）。

也让我想起在附加谕令案，法官阿末卡玛（Ahmad Kamal）在驳回纳吉司法检讨申请时表示，证据显示所谓的附加谕令只是“传闻”（hearsay）（请看《Is It Mere Hearsay?》20240704）。

“传闻”岂非等于假证词？在法庭提供假证词，这不是大罪吗？

5）柯林法官在宣读判词时提出了不少强有力的疑点，包括：纳吉身兼时任财长时，为何不曾向有关当局举报刘特佐，也未曾投报1MDB资金被挪用？

此外，当1MDB丑闻爆发，时任主席巴克和CEO沙鲁被公账会传召问话时，公账会主席哈山阿里芬曾吩咐他们如何回答问题，以避免提及纳吉和刘特佐在该案的角色。

而在2013年，稽查1MDB账目的KPMG就曾质疑1MDB在Brazen Sky的23亿美元投资，结果改由Deloitte接手。而之前，EY也基于同样原因拒绝在账目上签名。

法官说，被告在得知上述事情后，就在家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根据1MDB次任CEO哈占的供词，刘特佐当时也有出席该会议。

之后，被告又召开另一次会议，召来KPMG高层佐汉（Johan Idris）等人。后者在供证时表示，他感觉到被纳吉“威胁”，指示他们必须接受有关账目。

相信法官要带出的是，如果被告说对1MDB资金被挪用一事不知情，公账会主席哈山就不会要求巴克等人不要提及纳吉和刘特佐两人，以及不会强求KPMG在1MDB账目上签名。

投资在Brazen Sky的23亿美元资金，就是1MDB汇给沙地石油的18.3亿美元，被指“增值”到23亿美元，便是当时被时任CEO阿鲁和第二财长胡斯尼等人声称被转为“单位”的投资，其实根本已没有这笔资金，因为早已被辗转挪走，KPMG才会提出质疑（请看《1MDB 23亿美元一毛不剩》20200703）。

6）至于来自“沙地捐款”的说法，法官指出，吕爱霜在供证时说，是刘特佐指示记国添写的，她也看到后者准备有关信件。这点之前已经提过，不是来自沙地王室的签名。

7）法官说，该笔声称来自沙地的6.81亿美元（即当年的26亿令吉）其实是汇自刘特佐亲信陈金隆在邻国Falcon银行的Tanore户口，而后将剩余的6.2亿美元汇回去的也是陈金隆的同一个户口。这点可以在美国司法部的诉状得到证实（请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20161012）。

8）法官也指出，身为首相、财长以及1MDB顾问主席，纳吉是所有决定的终极决策者（ultimate decision maker），不能说不知情。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安华在国会揭露，一些GLC/GLIC业绩亏损，高层却还拿到6到8个月的花红，他们还认为理所当然，但他绝不允许此类情形再次出现，因此，从明年起，总稽查署将稽查政府旗下2000家GLC/GLIC。

立刻有人在社媒爆料，今年年初，一家GLC的KPI不达标，其CEO仍获三个月花红21万令吉；惟因KPI不佳，董事局将这笔花红称为“特别付款”（special payment）。

不止如此，爆料者指出，董事部也为自己调薪，主席每月增加2500令吉至18000令吉，董事成员则增加3000令吉，达到每月8000令吉；每人的开会津贴也从每次2500令吉加到3500令吉。

这家GLC叫Pelabuhan Hartanah Berhad（PHB），是首相署旗下土著投资基金（YPB）的子公司，安华是YPB信托局主席。

YPB较为人知的投资臂膀是国家投资机构（PNB）。

PNB规模虽大，业绩也不怎么标青。

它在2018年联同国库（Khazanah）投资一家服装电商平台Fashion Valet（FV），投资额4700万令吉，如今却以310万令吉脱售股份，亏损高达4390万令吉。

买方是一家叫NXBT Partners的土著公司，股东其实就是FV的幕后老板，他们是一对网红夫妇。换句话说，FV的幕后老板通过NXBT向PNB和国库买回FV股份，折价高达93%。

财政部为国库辩护时称，这项投资符合国库的投资策略，即扶持本地科技企业家，以获得进入快速发展的电商行业的机会。

至于PNB，财政部声称其投资策略专注在支持迅速发展的土著数码零售企业，以发展成为我国品牌的区域零售平台。

以支持“本地科技”和“土著企业”为由的投资，那有否考虑到对方在这领域的能力呢？到头来以4390万令吉亏损退出，但有帮到对方吗？

国库在去年也有一项投资以偏低价格亏损卖掉，便是在邻国的儿童主题乐园Kidzania。

根据报道，国库是在2016年和莫实得（Boustead）投资新加坡的Kidzania，资金4800万新元（约1.7亿令吉），去年却以区区11万新元（38万令吉）脱售给新加坡上市公司沈氏休闲集团（Sim Leisure），亏损4789万或99.99%，等于免费送让。

犯罪就是犯罪

安华对纳吉的道歉表示欢迎，引起热议和批评。但他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作为“一国之父”，那是他基于礼貌的表态，难道要他说“我不接受”吗？

安华这样的辩说，再次引来前反贪会主席拉蒂法的抨击，表示她可以想像未来的事态发展就是，纳吉以居家服刑方式离开监狱。

她以阿末扎希的基金案为例，先是主控官突被撤换，然后他的47条贪腐罪被撤销；现在，纳吉先被减刑。

拉蒂法提到阿末扎希的基金案，大家记忆犹新，去年8月，该案主控官拉惹罗兹拉（Raja Rozela Raja Toran）突然“提早退休”，一个月后，总检察署撤销阿末扎希的所有控状，柯林法官宣判DNAA（请看《无官司一身轻》20230905）。

阿末扎希当时已表罪成立。而总检察署是在前总检察长伊德鲁斯任期届满，特里鲁丁接任当天撤案。因此，撤案是伊德鲁斯还是特里鲁丁做的决定，还是另有其人？

顺便提提拉蒂法。她是烈火莫熄时期的公正党领袖，像哈山卡林那样敢怒敢言；后是捍卫自由律师团（LFL）主席，在希盟政府期间受委反贪会主席，但在国盟当政府后辞职，由时任副主席阿占接棒。

说到阿末扎希。他说安华接受纳吉道歉，显示他是个“好领袖”，更表示任何好领袖都应该采取安华的立场。他也相信纳吉是被人或一群人误导。

陆兆福不认同这个说法，说纳吉的道歉毫无意义，这不是接不接受的问题，无论道歉与否，犯罪就是犯罪。

如果安华在被问时也这样回应，会不会更能被接受？或许他为了顾及巫统领袖，只能是“欢迎”。

陆兆福强调，政府提出的居家服刑法案与纳吉无关，也不适用在涉及严重罪犯的囚犯，而且，纳吉仍然面对许多控罪。

陆兆福说的是事实，刑事贪腐案是严重罪行，不应受到考虑，但万一呢？

再说，如果道歉就能减轻罪行，那其他囚犯是不是也能一句道歉就获轻判，包括正在面控的敦马达因慕尤丁等人？